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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
两辆吊车，一辆大卡车，开到了巨幅毛主席像下面。
工人们上去，在所有人诧异的眼神里，把画像取走了。
全国都议论纷纷，西方媒体甚至明言，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意大利女记者，来了。
01 这事儿吧，得从1980年8月11号说起。
那天，中央发了个指示，核心意思就一个：过去那些年，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实在是太多了，有点“泛滥”，这既不庄重，也影响国际观瞻，往后啊，得慢慢减少点，控制在“必要限度”。
文件刚发，当天上午，人民大会堂东门那张挂了好多年的巨幅画像，就被两辆吊车给摘了。
这一下，那动静可就大了。
你想想，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地方？那里的画像都摘了，这信号得多强？
这就像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很快，一股“摘像、推像”的风潮就在全国各地蔓延开了。
那会儿的老百姓，刚从十年的混乱里缓过劲儿来，脑子还有点懵。突然看到这阵势，很多人是真看不懂了。这风，到底要往哪儿吹？
国内议论纷纷，国外的媒体更是“嗨”了，各种解读、猜疑满天飞。不少西方媒体言之凿凿，直接下定论，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
那会儿的气氛，怎么说呢，就是风向标转得太快，所有人都得踮着脚看。
就在这么个时候，一个女人，通过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的关系，搭上了线，点名要采访邓公。
她叫奥里亚娜法拉奇。
02 这法拉奇，可不是一般人。
你要是觉得她就是个记者，那可就想简单了。她那不叫采访，那叫“上刑”。
她这人，采访不叫采访，叫“扒皮”，基辛格都被她问到自闭，说那是“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法拉奇的采访名单，拉出来能吓人一跳：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基辛格…全是那个年代叱咤风云的硬茬儿。
她的风格，就是“冒犯”。她专门问你最不想回答的问题，用最尖锐的词儿戳你的肺管子。
她采访霍梅尼，敢当面摘掉头巾；她问阿拉法特，是不是想把所有犹太人都扔进海里；她把基辛格问到得意忘形，说自己是“孤身一人的牛仔”，搞得基辛格狼狈不堪。
所以，当她提出要采访邓公的时候，很多人都捏着一把汗，不少人建议邓公，这人太猛，咱不理她就完了。
可邓公的回复，偏偏就是：同意。
为啥？因为邓公有话要说。
那个时候，中国刚打开大门，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了解中国。那些“摘像”风波引起的误会，与其让别人瞎猜，不如咱们自己找个“世界级大喇叭”，把话挑明了。
法拉奇，就是那个最合适的大喇叭。
1980年8月2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
法拉奇按约定来了，她还提了个特别“霸道”的要求：独家采访，不允许任何其他新闻机构的人在场，包括中国记者。
最后，那个小厅里，只有5个人：邓公，法拉奇，翻译施燕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还有一个记录员。
03 法拉奇坐下，先把录音机往茶几上一放。
她先来了个“烟雾弹”，笑眯眯地对邓公说，明天是您生日（8月22日），祝您生日快乐。
邓公很幽默地摆摆手，说自己从来不关心这个，76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立马接招，说她爹也76，要是敢这么说，非得挨两巴掌。
气氛看着挺轻松，是吧？
可寒暄一结束，法拉奇立马“变脸”，她关掉寒暄，打开了“战斗模式”。
她抛出了那个她早就准备好，也是全世界都竖着耳朵想听的“王炸”，她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这个问题一出来，在场的翻译施燕华，紧张到了极点。她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整个后背心“唰”一下，全都湿透了。
你想啊，这问题哪是问题啊？这是在递刀子。
你要说“不保留”，那等于证实了西方的猜测，中国要“批毛”，国内得掀起多大风浪？
你要说“保留”，那怎么解释“摘像”风潮？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法拉奇死死盯着邓公，等着他出丑。
可邓公是谁啊？三起三落，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他面色如常，非常平静地吸了口烟，然后把烟放在烟灰缸上，嘴里开合，干脆利落地给出了答案：永远要保留下去。
这回答，快得让法拉奇都有点意外。
邓公没停，他开始解释。
他对着法拉奇，也是对着她背后的全世界，用最平实的话，说出了中央的真实态度。
他说，过去啊，毛主席像挂得太多了，全国到处都是，这不应该，也不严肃。这不能表明对主席的尊重。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定性”。
他阐述，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这句话，分量千钧。
他把“个人崇拜”和“历史地位”这两个概念，清清楚楚地分开了。
我们反对的是“个人崇拜”的搞法，所以要“摘像”；但我们永远铭记他作为“缔造者”的功绩，所以天安门那张，“永远保留”。
邓公这一下，等于是划了条线：我们是实事求是，不是要搞“非黑即白”那一套。
法拉奇是老江湖了，她一听就懂了。但她不甘心，她要继续“拱火”。
她立马抛出了第二个更尖锐的问题：那毛主席纪念堂呢？会不会拆？
这个问题，比上一个还狠。
因为邓公自己也清楚，当年建纪念堂这事儿，是违背了毛主席本人意愿的。主席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就带头在提议上签了字，死后火化，不留负担。
这事儿邓公没藏着掖着，他坦诚地告诉了法拉奇。
法拉奇心想，这下你总没话说了吧？你自己都承认不合规矩了。
结果邓公接下来的话，再次展现了什么叫政治智慧。
他阐明态度：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
“已经有了”，“不妥当”。
这意思就是，问题要尊重现实，不能翻来覆去地折腾。
连续两个“王炸”，全被邓公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了。
这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后来成了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法拉奇这个向来骄傲的女人，也被彻底折服，她在感谢信里说邓公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而邓公呢，他让警卫局的同志，拿着翻译稿去问战士们的想法，战士们都说，这样讲好，能接受。
至此，一场差点席卷全国的“画像风波”，就这么平息了。
而那幅被“永远保留”的画像，它背后的故事，才刚刚浮出水面。
04 大伙儿可能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天安门上看到的这版毛主席像，它的“原版照片”，差一点点就成了“废片”。
这得提到另一个人，陈石林。新华社摄影部的大神，那个年代的“顶级P图师”。
从1950年到1959年，新华社发过两张毛主席标准像，全国印的画像都拿那个当蓝本，这背后的功臣，就是陈石林。
那时候给主席拍照可不容易，主席本人不喜欢摆拍，而且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可能让他老去照相馆。
陈石林咋办呢？他就从上万张底片里“抠图”。
第一张标准像，就是他从一张主席和劳模的合影里“抠”出来的。他拿钟表发条磨细了，当“修片笔”，硬是把底片上主席右后侧的另一个人头给“修”没了。
这张像，第一年就印了2000多万张，后来还上了新版人民币。
陈石林修照片，有个绝活，他不光是修瑕疵，他是修“神”。
他举过例子，主席额头上有“龙骨”，智慧纹很细，有时候照片暗了，他就得把光修亮；晚年主席眼袋重，眼睛因为生病没那么亮了，他就得把眼袋修柔和，在眼白处提一点点高光，把主席的风采还原出来。
这哪是修照片啊，这简直是“逆天改命”，把一张快进碎纸机的底片，愣是给救成了国家门面。
最“封神”的一次，就是1964年。
那年，新华社记者郑景康去拍第四版标准照，可能是太紧张了，手一抖，拍出来的效果非常不理想。
陈石林拿到那张照片，心都凉了。
他形容那张照片：根本不能和崇拜他的群众见面。
为啥？眼神无光，面容苍老，衣服被大块阴影遮挡，衣领还不整齐。完全就是一张“废片”。
可主席日理万机，哪有时间让你再补拍一张？
没辙了。陈石林把自己锁进了暗房。
他拿着那张“废片”的底片，架上4倍放大镜，一点一点地“微调”。
等他拿着修好的照片走出暗房时，所有人都惊呆了。
照片上的主席，神态精神，衣着整齐，伟人的气质扑面而来。甚至比5年前的第三版 standard 照，看着还要好。
主席的女儿李讷看了都赞叹，无论在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
这张照片，就是毛泽东第四幅标准照。
它，也成了日后天安门城楼上，那幅巨幅画像的最终参照蓝本。
05 这就来了下一个问题：既然有这么牛的照片了，为啥天安门上不直接挂照片？直接放大不就完了，干嘛非得费劲巴拉地找人手画？
这事儿，得问王国栋。
天安门上的画像，从1949年到现在，其实换过八个版本。我们现在看的，就是1967年10月1日确定的第八版。
这版的主笔，就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王国栋。
王国栋的徒弟石京生，后来解释过这个问题。
第一，毛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天安门是国家的门面。如果挂一张可以随便复制的照片，显得有点“轻佻”。
而用手一笔一笔画出来，凝聚了画家的心血，这更能显示出对主席的尊重。用老话讲，这叫“仪式感”。
第二，也是最实际的，照片它顶不住啊！
天安门那幅画像有多大？高6.4米，宽5米！加上框，总重量1.5吨！
这么大的玩意儿，常年挂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的，你用相纸？不出几个月就得褪色、变形、不成样子。
所以，必须手画。而且，得用“特殊材料”画。
这幅画，说白了就是用最“笨”的功夫，和那个年代最顶尖的“黑科技”堆出来的。
首先是画布。6米多高，上哪儿找这么一整块布？
最早的画像，都是用几块画布拼接起来的。但拼接就有接缝，那棱子在脸上，影响美感。
后来还是王国栋牵头，跑去找哈尔滨的亚麻厂合作攻关，最后才试织出那种超宽幅的亚麻油画布，上面还得涂上特制的密料猪皮鳔胶，这样才能“抓住”颜料。
然后是颜料。最大的难题是“红色”。
红色，是最容易褪色的颜色，尤其怕太阳晒。
为了让那抹“中国红”能扛住，王国栋他们用的是当时最顶级的特制颜料，叫“中国银珠”。
这玩意儿在那会儿，比普通颜料贵好几倍，贼金贵。
材料齐了，就看画工了。
画这种巨幅领袖像，可不是你在画室里画素描，讲究什么“艺术风格”、“潇洒笔触”。
王国栋给徒弟们定了三个字的规矩：“平、光、亮”。
啥叫“平”？就是你下笔不能乱甩，得用小笔触，一点一点把颜色铺平。
为啥要铺平？因为你笔触要是一会儿深一会儿浅，就有了纹路，北京那风沙一吹，灰尘全嵌进去了，画很快就腐朽了。
啥叫“光”？就是颜色要干净，色调要准，不能太暗也不能太亮。
啥叫“亮”？就是得画出主席的“精气神”，形似是基础，神似才是关键。
这活儿有多难？
画家们在天安门后面西北角的那个大画篷里，每天爬上爬下。画几笔，就得赶紧跑下去，跑到100米开外，眯着眼看效果。
有时候，甚至得拿8倍望远镜，去看肉眼看不到的细节。
石京生说，一张大像画下来，要跑个几百次。
这种画，全凭经验。用什么样的红，自己要把握好。
画这幅像，画家都不能签名，因为这不是个人作品，这是国家记忆。
王国栋老爷子之后，他的徒弟葛小光在1977年接过了主笔位置。
画像的技术也在进步。
最早的画架是五合板的，怕雨雪。1994年，换成了一整块的手糊成型玻璃钢层压板，不变形了。
2010年，连航空材料都用上了，抗老化问题也被攻克了。
每年国庆节前夕，大概9月底的某天晚上，天安门广场会照例清场。
两辆吊车和一辆大卡车会准时开到金水桥前，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用一个多小时，把那幅被风吹日晒了一年的旧画像取下，再稳稳地，把凝聚了画家们最新心血的新画像，挂上去。
那场1980年的采访，算是给全世界交了个底。
而那幅画，就这么一直挂着。从王国栋到葛小光，一代代人画下来，颜料换了，技术升级了，但那个神态没变。说白了，这幅像已经不只是一幅像了，它成了天安门的一部分，也成了几代人记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