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彻底垮台，祖国光复了！接受新的战斗任务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上级党委派我和张瑞麟等18名同志到齐齐哈尔市开辟工作。他们是王久贞、李长德、王坤、贺全来、吴自明、苏广东、王起有、孙兆志、刘庆丰、李洪生、张才、曹庭样、刘和义、史金鹏和两位已经忘记名字的同志。因为当时嫩江省暂时管辖“兴安东省”、“兴安北省”，以后史金鹏等3位同志到齐齐哈尔后又派往海拉尔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在苏军管制东北期间，积极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组织，扩建人民军队，肃清残敌，训练干部，接收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动身前，周保中、张寿篯同志，为我们深刻地分析了形势：“满洲国”虽然垮台了，但是日伪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嚣张，特别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已达成协议，苏联军队进驻后，对东北实行军事管制，日本投降后3个月苏军全部撤出，将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今后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苏军回国后要准备放弃大城市，在靠近山区的县城建立根据地。在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条约中还规定：在苏军管制期间，各党派不准活动，凡是设苏军司令部的地方，都派抗联的同志任副司令。我们利用这个有职、有权的条件，在苏军管制、国民党尚未“接收”之前，积极开展工作，为今后的胜利创造条件。他们还通知说我已被上级任命为齐齐哈尔市卫戌副司令。8月15日以后，我们来到了齐齐哈尔。下火车后，苏军派人把我们接到市内，我在卫戍司令部就职。苏军卫戍司令（名字已经忘记)向我介绍了情况，说：“我们在齐齐哈尔驻有一个军的部队，司令是法明格中将。我们刚刚进城，日军、伪军、警察和铁路警察都缴械了，但是枪支丢失很多，也不知道落在什么人手里。日本俘虏都送走了，四五千伪军俘虏关押在南大营，日本侨民大约有二三万人，只集中了一小部分，而且看管不过来。夜间，在市内不知什么人到处打枪。所以，又给一部分伪警察发了枪，以维持社会治安。目前，伪省长申振先组织了‘解放委员会’，代替政府的职责。一些国民党组织也在活动，但详细情况搞不清楚。您是卫戍副司令，中国的事情就由你们管理。”第二天上午，在苏军卫戍司令的陪同下，会见了法明格司令。会见时在场的有苏军政治部、保卫部、后勤部等十几位干部和几位翻译。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齐齐哈尔的任务后，他说：“我已得到上级通知，中国的事情您可按你们上级的指示去办。”他还说：“您如果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当时，我要求他帮助解决警卫用的枪支，工作用的经费，宣传用的纸张和成立伙食单位用的房舍。他当即责成有关人员去处理，经费批到了银行，房舍批给“解放委员会”办理。事后，他派人送来了手枪、子弹和宣传用品。我还要求他帮助选择一个年轻的翻译，他主张由我们自己挑选。因为我考虑到当时的翻译都是敌伪人员，政治不可靠，所以后来法明格司令把随军翻译李国柱同志派给我。我们来到齐齐哈尔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全城。有20来位同志陆续来找我们，其中有迟万钧、王增生、魏不檐、张福、王冶人、左念吾、梁久光、张白羽、刘丹华、李大受、阎国良等同志。他们有的是从监狱刚解放出来的抗联同志，有的是冀东八路军派往东北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有的是与我党我军工作有联系和在齐市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另外还有些爱国的进步青年。这些同志就成为我们当时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他们在齐齐哈尔市和嫩江省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迟万钧、王增生同志，在齐齐哈尔的第二天就找到了我们的住处。迟万钧同志，原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三支队的政治指导员，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被敌人判了无期徒刑。王增生同志是我党派到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不幸被捕入狱。他们见到我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经我介绍，他们知道和我在一起的另一位同志就是曾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带部队攻打过肇源的张瑞麟同志，更是高兴万分。接着，他俩向我们汇报了在狱中的斗争及出狱前后的情况，并要求从“解放委员会”安排的住处搬出来，急切地要求马上参加工作。这些同志，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在地下坚持斗争，在监狱里坚贞不屈，刚刚出狱又投入战斗，他们的革命精神使人钦佩。我和张瑞麟研究：东北虽然光复了，但是还要继续同敌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目前齐市的形势很复杂，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党中央派来的干部和部队短时间还不能到来。于是我和张瑞麟同志对他们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取缔‘解放委员会’，你们留在原处很有必要，可以了解他们的情况，掌握他们的动态，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这就是你们服下的任务。”他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齐齐哈尔是东北的重要城市之，曾是伪嫩江省的省会，伪第三军管区所在地。这里不仅有飞机场等军事设施，而且还有可容纳10万人的兵营，更密布着警、特、宪机关，那些日本的走狗到处横行，为非作歹。八一五以后，盘根错节的敌伪势力动，准备拉起反动武装。白天大街上乱乱哄哄，夜间枪声四起，强抢仓库、抢夺民财、杀人放火的事不断发生。虽然戴“解放委员会”红色袖章的人举目可见，但敌伪残余势力的活动依然十分猖獗。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也非常嚣张。那些往日投靠日本人的汉奸、特务和土豪劣绅，摇身一变都成了“正统”的国民党。齐市一下子冒出了4个国民党党部，门口都用竹竿挂起青天白日旗，极力标榜自己是“老牌”、是“正宗”，他们互相攻击。据了解，外县也效法齐市，相继成立国民党党部、党专，各自发展组织，并秘密建立反革命武装。这些党部、党专都打着“蒋委员长”的旗号，进行反动宣传，毒化舆论，使一些人难于一时摆脱“正统观念”的柬缚。也有些人，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宣传相对照，而感到迷惑不解，在为祖国的前途祖忧。八一五后，“解放委员会”控制着齐市的局面。这个以伪省长申银先为首的“委员会”，极力靠拢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党员丁广文出狱后，当了“解放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当苏军解放全部“政治犯”后，“解放委员会”把其中的国民党员全部安排了工作，而其中的共产党员和抗联战士，只给安排了住处，更换了衣服。可见这个“解放委员会”是敌伪人员组成的改头换面的组织，投靠国民党的伪政权。经过几天的调查了解，针对齐市人民的思想状况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宣传，我和张瑞同志决定：要尽快与广大群众见面，宣传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帮助人民群众提高思想觉悟，以冲破“正统观念”的束缚，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于是我们抗联的全体同志，分别到各处去讲演，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我们所到之处，首先讲述14年来东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通过讲事实，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是东北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我们还阐述了党领导人民抗战的历史。九一八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东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在辽阔的东北平原上，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在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的打击下，解放了东北。铁的事实，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解放者。我们还指出，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又各自支持封建军阀大搞割据，使中国贫穷落后，四分五裂，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祖国光复后，国民党反动派一心打内战，妄图夺取胜利果实，把中国拉回旧中国的老路上去。而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独立、反对卖国，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中国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通过新旧对比的分析，使人民群众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的宣传是从文化教育界开始的，然后迅速扩大到机关、团体和广大群众。我先后到过伪国高、师道学校、女中、小学、铁路局、省公署、五教道德院……等处宣传。因为我们讲的是党的主张，正是人们想急于知道的，所以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为了瓦解、分化敌伪势力，我到伪省公署大礼堂，向伪省公署机关的工作人员宣传我们党的政治主张，阐述党对伪职员的政策，我说：“伪政府的职员，许多人是为了谋生，只要没做过坏事，今后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既往不咎。而那些干了坏事的，应低头认罪，求得人民的宽恕，不可再干坏事，否则要新帐、老帐一起算。”我也曾应邀到“日本民会”去讲话。他们的会长彬彬有礼地迎接我，而他身旁的翻译的眼睛里却充满敌意，傲慢地不跟我握手。我向日本侨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讲述了中日两国人民同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共同的敌人是法西斯头子的道理。希望他们认清敌友，不要对中国人民采取报复行动；希望他们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做好回国准备。他们听了很受感动，那位翻译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和我握手，赔礼道歉，表示感谢。9月初，苏军告诉我：日本已在投降书上签字，届时苏军要举行庆祝大会，并邀请我到会讲话。苏军与“解放委员会”在龙沙公园举行了庆祝日本投降的大会。会场前面搭起了高高的主席台，会场四周五色彩旗随风飘扬，会场中间人山人海，足足有二三万人。大会由申振先主持，接任法明格的苏军司令契什科夫，还有我和张瑞麟同志出席了大会。在契什科夫讲话后，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讲了话。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会场顿时一片肃静，人们都想听听共产党的主张。我首先对苏联红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表示感谢。接着，我回顾了东北人民十四年的苦难生活，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英勇抗战的历史，指出建立新中国的发展趋势。我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欢呼声打断，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通过宣传，扩大了党的影响，打击了敌人，提高了人们的觉悟，缩短了群众和我们的距离，使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成立民主大同盟在八一前，中共东北党委根据苏军管制期间，任何党派不准活动的规定，决定建立一个由党领导的革命组织，名称定为“中苏友好协会”、“中苏之友社”或“民主大同盟”。当我们在齐齐哈尔正着手筹建的时候，李兆麟（九三后，张寿篯改名李兆麟）同志在哈尔滨已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而齐市的“解放委员会”却比我们先了解到这个情况，于是以申振先、丁广文为首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他们的所谓“中苏友好”，显然是骗人的招牌，而实质上是耍阴谋，抢先一步和我们唱对台戏。我同张瑞麟同志和大家反复研究，我们成立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名称，定为“民主大同盟”。“民主”是人心之所向，有利于反对独裁，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符合革命的要求。“大同盟”表明它的群众性，有利于发动、组织广大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群众。“民主大同盟”设在“三井株式会社”旧址，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由我和张瑞麟同志共同负责。张瑞麟同志多年做地下工作，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民主大同盟的日常工作由他负责。我和张瑞麟同志于8月25日左右召集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抗联的同志，有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有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还有与上述同志有联系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是迟万钧、王增生、王冶人、左念吾、范革人、张福、乔明远、魏不檐、梁久光、张白羽、刘丹华、李大受、王再兰、张弦、赵森等同志。在会上，我们讲了上级精神和在齐齐哈尔的任务，分析了齐齐哈尔和嫩江省的斗争形势，确定了民主大同盟的任务，即宣传党的主张，与敌伪残余势力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打内战，团结各族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民主大同盟”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总务处等。这次会开得非常好，同志们热情非常高，在会场上就起草了成立公告、传单和标语口号，随即交印刷厂印刷。当时齐齐哈尔的许多工厂都停工了，印刷厂也是这样，但在张福同志的组织下，印刷工人们听说要给“民主大同盟”印材料，就立即返回工厂，克服了设备不全、材料缺乏等许多困难，连夜忙碌起来。工人群众的行动使我们十分感动。经过一段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庆祝日本投降签字大会之后，整个齐市的舆论都倾向于我们，对外公布成立“民主大同盟”的时机已经成熟。由我把成立“民主大同盟”的事通报苏军，并向法明格中将说明，抗日联军在东北抗日救国，解放后成立“民主大同盟”是合法的，符合中苏的协议，因而他没提出异议。9月初，“民主大同盟”开始对外宣传。我们的公告、传单、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公告下人头攒聚，议论纷纷，使人民群众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而反动势力则非常仇视，惊恐万状，偷偷揭下我们的宣传品去“研究”，以伺机反扑。工作开展起来以后，要求参加“民主大同盟”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群众络绎不绝，张瑞麟同志和抗联的同志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开始我们规定，凡是申请参加的人，必须由一个同志介绍，履行填表登记批准手续，方可参加。后来，申请的人太多了，应接不暇，于是简化了手续，只要个人申请，填表登记，经过审查批准就可以了。在这同时，嫩江省的许多县也以同样方式相继组织了“民主大同盟”。我们派了干部到各地，王渭去甘南，赵森、刘淑英去富裕，范革人去嫩江，张平洋在泰来，龙江、阿荣旗、海拉尔等地也派了人。他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为接收和建立各地政权做好了准备。“民主大同盟”接连举办了数期短训班，每期培训30到50人。由于当时形势发展太快，每期的时间都不长，一般是两周左右。我们抗联许多同志都给学员上过课，除讲解理论，讲解党的主张、“大同盟”的性质任务和爱国青年应振奋精神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外，还结合抗日斗争历史讲战斗事迹，很受学员欢迎。通过政治思想和形势教育，提高了学员的思想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心。这些学员成了我党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为掌握“印把子、刀把子”，我们派“大同盟”的同志到省、市“解放委员会”任职工作。同年11月，在“大同盟”训练班的基础上，办起了嫩江省军政干校。组织决定由我担任校长，副校长是朱光同志，教育长是张瑞麟同志。为了加强领导，后来往于校又派了几位由延安来的干部，张兢同志任政治处主任，赵湘荃同志、张俊英同志任教务处主任。干校设有政治队、军事队、女子队。学员有的是单位选送的干部，有的是从伪满大学生，国民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中招收的。学员中有工人、农民，还有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教学内容包括解放区的形势任务和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斗争史、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常识及军事课。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注意实践性，如组织学员参加夜行军，参加各县的减租减息、护送伤病员、剿匪、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受到锻炼，增长才干，不少学员在干校光柴地入了党。我和张瑞麟同志及王光伟、朱光、邵式平、兰庭辉等领导同志，都给学员上过课。这所学校从1945年12月办起，至1947年2月末结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培养了七八百学员，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工作。有的担任县长，有的担任区委书记。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王再兰、张弦、魏群、贺捷、杜化、杨文龙、王禹、贾纯一、吴一光、刘挚勤、鞠新、吴竞、陈虹、芦彤、崔丽英、罗棘、于永祥、贺炎、赵静、王健等学员都参加了省委土改工作队。张瑞麟同志为培养干部做出很大贡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曾亲自到校检查工作，赞扬学校办得好。“大同盟”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概括起来，“民主大同盟”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我党的主张，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二是揭露了敌伪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使一些群众消除了迷信国民党的“正统观念”；三是宣传和发动群众参军，扩充了人民自卫军；四是有力地打击了敌伪残余和反动势力；五是为建立人民政权培养了干部。第二次解放齐齐哈尔后，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民主大同盟”撤销，完成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使命。建立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八一五后，嫩江省人民的革命斗争，经历了以革命的武装与反革命的武装反复较量的过程，武装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时的敌情十分复杂，汉奸、特务、伪警察摇身一变，打出“维持会”的招牌，纠集反动势力，组织武装；各县土匪蜂拥而起，他们招兵买马，各立山头，与人民为敌。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我们积极扩大人民军队，靠枪杆子摧毁一切反动势力，着手筹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我把嫩江省的斗争情况和成立人民自卫军的工作向周保中同志做了汇报和请示。他代表上级批准成立嫩江省人民自卫军，任命我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1945年9月中旬正式成立人民自卫军。嫩江省的武装部队是由几个方面组成的：苏军进驻齐市后，将伪警察全部缴械，后为维持社会治安苏军又给部分伪警察发了枪。我们考虑到必须掌握这支武装，于是我以卫戍司令部的名义，派乔明远同志进驻警察厅，不久就接管了它，改名为嫩江省公安局，由厉男为局长、乔明远为副局长。这支武装有五六百人，人员十分不纯。以后，我们陆续派去邢树芳等不少干部，清除一些坏人和不适合人员，逐步把它改造成为人民的武装。嫩江省人民的公安部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成立了护路军。伪满铁路部门设有铁路警察。苏军进驻齐市后，将他们全部缴械、遣散。我们到齐市后，认为铁路应有护路武装，我以卫戍副司令的名义向苏军提出，重新成立铁路护路队，以保障滨洲铁路和齐市地区铁路的安全畅通。苏军负责铁路运输的干部也迫切希望这样做。我派迟万钩、王增生同志担任中队长。这支武装加上新吸收的一部分工人，共700余人，由苏军重新配备了武器，主要负责铁路的山洞、桥梁和车站的安全。后来党中央派来干部，由郭维城同志任铁路局长兼护路军司令。这支部队成为嫩江省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为嫩江省和东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泰来县还有一支张平洋同志领导的数百人的武装力量。在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发动泰来县江桥、五庙子一带的群众，揭杆而起，组织了一支人民的武装。九三后，张平洋同志到齐市找我联系，并接受了任务。这样，到9月中旬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拥有约2500人的武装力量。自卫军成立后，苏军开始撤离东北，在齐市只留下一个团驻守。团长是契什科夫上校，接任齐市卫戍司令。我们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搬进了苏军司令部驻地(即现在齐市武装部所在地)。我们建立了警卫连，负责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警卫工作。孙兆志同志为连长，王昆同志为指导员,以后机继组建了政治部和后勤部。自卫军成立之初，解决武器是一个大问题，敌伪的武器大都被苏军收缴运走。后来我得知在昂昂溪存有一个团兵力的武器，由于外县土匪武装很多，我提出，这些武器弹药放在那里不安全，为防止坏人破坏，应转移到市内。契什科夫同意我的意见，我亲自带领一些抗联同志去运这批武器。这样，我们的武器问题就解决了。9月中旬，我们以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名义向全省武装部队发出布告，并在各城镇张贴。我们宣布，人民自卫军的任务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打击一切汉奸、特务和不法分子。同时命令嫩江省各县的武装部队，要服从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领导。布告发布后，我们控制了全省的武装部队，并派干部到各地工作，使下属部队逐步扩大。甘南县骑兵团，就是这时组建的。八一五后，博克图一带的劳工，专门收缴开拓团日本人的武器，建起几股武装。后来许多老百姓也参加了这些部队，转移到甘南一带活动。我得知这个情况，经王德轩联系，派李长德同志带着我的亲笔信去做争取工作，在这几股群众武装的基础上组建了骑兵团，由李长德同志任团长，下属三个连，活动在甘南、阿荣旗一带。以后我们又派去八路军干部王俊杰、王志成同志，分别担任团政委、政治部主任，曾宪廷等同志也被派到该团。这个团后来成为嫩江人民自卫军的主力部队。另外，在阿荣旗一带的烧炭工人郭兆兴、汪忠举等，也到齐市找我。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抗联有联系，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我又派他们回阿荣旗组织部队，他们联络了许多穷苦农民，夺取敌伪的武器，参加了人民自卫军。9月末，冀东八路军李运昌同志派王化一同志带部队来东北，这是关内派到东北的第一批部队。营长王化一带来三个连，一个连留在沈阳，一个连留在长春，另一个连由他带到齐齐哈尔。王化一同志带着上级党委的介绍信，上写“王明贵同志，派王化一同志到你处工作”。我与王化一同志沟通了情况，决定以这个连为骨干扩建队伍。我们招兵的年龄限在18至22岁之间。报名参军的人非常踊跃，有数千人之多，经过慎重挑选，招收了2000多人，其中有工人、学生、农民。仅一周的时间，就成立了嫩江人民自卫军第一旅，由王化一同志任旅长，于建亭任政治部主任。我们把从各地缴来的武器和跟苏军要来的武器全部装备了这个旅。第一旅，战斗力强，装备齐全，全部是新式武器，有步枪、轻重机枪和火炮。11月初又成立了第二旅，张汉拯为旅长，尹施言为政委。这两个旅都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旅还有一个炮兵营，这两个旅领导坚强有战斗力，是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的基本部队。人民自卫军在打击敌伪残余、剿灭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和建立嫩江省人民政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嫩江省解放委员会”打着“中苏友好协会”的旗号，在龙江饭店广场仓促修建了一个苏军解放齐市的纪念塔。这个塔下部一圈涂画着“青天白日旗”和国民党党徽。我们及时揭穿了他们的阴谋，限其立即拆除。事后，“解放委员会”就乖乖地将这个塔拆掉了。在外县，当时也都有类似“解放委员会”的组织，叫“维持会”。我们通知齐市的“解放委员会”，要他们召集各县“维持会”的头目到齐市来开会。在会上，我向他们说明了我党的主张，宣传了对各种人员的政策。指出，你们过去为日本人效劳，今后要改恶从善，为老百姓多做好事。还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服从嫩江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派到各县工作的干部，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如果发生意外，谁管辖的地区出了问题，就拿谁治罪。”在这之后，我们陆续派干部到各县开展工作，有的县建立了“民主大同盟”，有的组建人民自卫军，各县“维持会”慑于人民的威力，我们的同志很少发生被杀害、关押或被驱走等问题。自卫军司令部成立后，我们以司令部名义，通知“解放委员会”的申振先，派我们的同志进驻伪政府和重要机关。先后派魏不檐、李大受、王再兰、张弦、魏群等同志，分别到省政府、市政府和学校工作。这些同志一方面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汉奸、特务斗争，为我们以后接收政权做了充分准备。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组建“民主大同盟”和人民自卫军的同时，我们继续向人民群众深入宣传我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反动宣传。我们的宣传工作，不仅使人民群众倾向于共产党，同时也安定了伪军俘虏的情绪，团结教育了宗教界人士。我还做了安置日本难民的工作。所有这些，使我党的正确主张不断深入人心，在政治上稳定了齐市的局势，安定了民心，为我们接收政权创造了条件。在齐市南大营，关押着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赵秋行和3000多伪军俘虏。南大营时常发生伪军逃跑和被击毙的事件。为了安定他们的情绪，同时我们也考虑到这些俘虏是人民自卫军的兵源之一，必须对他们开展教育和争取工作。9月初的一天，我带着警卫员曹廷祥同志来到南大营，苏军卫兵拦住我们要介绍信，我用简单的俄语说：“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现在是齐市卫戍副司令，要向伪军俘虏讲话，使俘虏们听从看管。”任我怎么解释，卫兵也不让我们进去。一位苏军连长对我说：“你没有介绍信，也没有身份证，我们怎么能让你进去呢？”他的话提醒了我，在抗日战争中，我曾获得一枚红旗勋章，并有一个勋章证件，上面写有我的名字和身份。我拿出勋章证件，苏军连长看后相信了我们的身份，并向我详细介绍了伪军俘虏的情况。苏军把战犯赵秋行带来见我。我问道：“你是赵秋行吗？”赵秋行低着头回答道：“是！”我说：“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名叫王明贵。”赵秋行抬起头来，睁大了眼睛，十分吃惊。我接着说：“过去，你是伪第三军管区堂堂的司令，靠的是日本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我们之间曾是冤家对头，虽然没见过面，但双方打了多年仗，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相见了！现在日本的统治垮台了，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办。过去你与人民为敌，今后的路你怎么走，要靠你自己去选择！”赵秋行低着头回答道：“我有罪，我有罪……”我向赵秋行了解了军俘虏的情况，得知3000多伪军俘虏是伪满洲国苦心培训的部队，大多数是炮兵。赵秋行说：“第三军管区的基本力量就是这支部队。”之后，苏军将赵秋行押走。随后，将全部伪军俘虏集合在操场上。我说：“你们都是年轻人，现在你们是战争的俘虏，可是我说，你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牺牲品！东北沦陷十四年，人民受尽了苦难，日本侵略者强征‘国兵’，使你们这些青年离别了亲人，充当炮灰，替日本人卖命。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和我们抗日联军打过仗的，是有罪过的。但是，你们大多数是被强迫征兵的，和我们打仗是身不由己，这个帐不能全记在你们的头上，而主要应记在日本侵略者的帐上。现在，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翻了压迫东北人民的伪满洲国，东北人民解放了。这个解放，不仅是东北人民，也包括你们的家乡和亲人，还包括你们每一个人，今后你们将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驱使，去干反人民反革命的事情了。”接着，我向俘虏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回顾了东北沦陷后十四年人民的苦难遭遇，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最后我指出：“东北解放了，我们将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你们是20多岁的年轻人，正是为国为民出力的时候，前途是光明的。今后，只要你们能为人民、为祖国出力，就可以将功赎罪，取得人民的谅解。”我的讲话对俘虏的震动很大。这时，俘虏中有人问：“我们现在是俘虏，还能为人民干事吗？”我说：“现在你们是俘虏，将来你们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也可以参加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出力。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没有生存的希望了，要服从苏军的看管，不要逃跑。如果有人逃跑，再干反革命的事情，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么人民是不会饶恕的！”还有人问；“什么叫革命呢？”我说：“我们共产党过去的任务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伪满洲国，现在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就是革命。你们想进一步了解革命的道理，可以派代表找我，以后发给你们一些讲革命道理的学习材料。”过了几天，我们成立了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印发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南大营的伪军俘虏派来几个班、排长为代表，领取了学习材料。我询问了俘虏们的情况，伪军俘虏代表一再表示，回去一定向弟兄们转达，服从管制，也一定好好学习这些材料。以后，不断对他们进行教育，使这3000多伪军俘虏提高了觉悟，再没有发生俘虏逃跑的事件。1945年12月底，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曾向苏军要这些人，以组建国民党军队。苏军没有答应，到1946年4月，苏军全部撤离齐市回国时，把这3000伪军俘虏全部交给了我们，编入了人民军队。他们大部分是炮兵，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在解放战争中，为人民做出了贡献,为了争取和团结各界人士，九三大会之后，我在天主教堂向宗教界讲了一次话，大意是：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不反对你们信教，可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宗教界要为人民办好事，不能做坏事，不能帮助帝国主义来压迫人民和麻痹人民。在伪满洲国时期，宗教界的个别人是替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维护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些人是有罪过的。但是，宗教界大多数人士是受压迫的，许多人由于在旧中国没有生活出路才信教。现在东北光复了，国家有了希望，你们也有了前途。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你们要努力为人民办些好事情。我接着说：“你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过去相信蒋介石，有的人相信过‘满洲国”。今后，这些人怎么办呢？路要靠你们自己走。我们相信，东北的广大人民，经过一四年的苦难生活，心里最清楚谁是人民的朋友，谁是人民的敌人。”在我讲演的时候，会场非常肃静。我讲完后，会场热烈鼓掌，表示拥护。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叫一先的和尚，接着，他讲了一些赞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话，称赞共产党里有人才，并表示要为人民出力，要为革命办一点好事。一先和尚说：“我们和尚没有力量也没有钱，但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还是有钱的。我们可以帮助共产党，募捐战费。”当时，在齐市的日本侨民很多，我们做了妥善的安置。民主大同盟成立之后，我还给他们做过报告。当我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敌人时，许多侨民感动得落了泪。许多侨民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会后，不少人争先恐后地和我握手。不久，一先和尚果然送来了几千块伪币和一把日本战刀。我和张瑞麟同志研究了一下，对一先和尚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感谢你们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援，但是这些钱我们不要。日本失败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财产，是要全部没收的，但是，对于日本人民的私人财产不能要。尤其是日本难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更不能要他们的财产。”我的话使一先和尚很感动，但他又表示很为难，因为募捐时是不记帐的，很难如数退还本人。这样我与一先和尚商量，把钱赠给“日本难民会”处理。一先和尚表示赞同。那把战刀，因属于日本侵略者的武器，我们留下了。后来我听说，一先和尚把捐款赠送给“日本难民会”。当时天气渐冷，从各地逃往齐市的日本难民很多，衣着很困难。“难民会”就用这笔钱给每个难民买了一身棉衣，帮助他们解决了过冬的大问题。日本难民对共产党非常感激，有些人在棉衣的里子上用线缝上了我的名字。一天，有一位30多岁的朝鲜人来找我（遗憾的是我实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对我说：“我是日本陆军医院的医生，是朝鲜人，曾获得日本医学博士学位。您的讲演使我很受感动。我们暂时回不了国，十分愿意为共产党出力，你们大概也是需要医生的，还有许多日本医生也想为你们效劳，不知要不要？”经过了解医院有不少是朝鲜人，于是推举这位朝鲜人与我们交涉。当时我们考虑日本投降了，但内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要做好军事上的准备，需要很多医务人员，所以当即表示欢迎他们参加我们的工作。这位朝鲜人拿出一个名单，上面是在陆军医院、铁路医院、市立医院工作的日本医务人员的名字。我说：“很好，请你再详细写明每个人的身份和专长。”并说：“我们的队伍是革命的军队，与日本军队有本质的不同，军队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当然，我们对支援我们的朋友还要尽力照顾的。”过了几天，这位朝鲜医生又拿来一个名单，写得很详细，还增加了十几个人，我仔细看了一遍，表示“这些人全要”。这些日本医务人员全部参加了医院工作，帮助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接收政权1945年11月初，党中央从延安派刘锡伍、于毅夫、朱光、郭维城、王光伟、吴福善、朱新阳、王盛荣等同志来到齐市，这是一个齐整的班子。中央任命刘锡伍同志为中共嫩江省委书记、于毅夫同志为嫩江省政府主席，郭维城为铁路局局长。我们早就渴望着党中央派来干部加强领导，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和张瑞麟同志向省委书记刘锡伍同志详细汇报了我们到齐市以后的工作和斗争：（1）人民自卫军及其司令部的组建；（2）民主大同盟的工作；（3）伪省、市政府和铁路局的情况及我们派进去的干部和工作情况；（4）我们与苏军的关系。（5）兴安东省《扎兰屯）、兴安北省（海拉尔）地区的情况，我们到齐市后已经派去了两名抗联干部，以后苏林、朱子修、夏输仁同志又去海拉尔工作。我们还训练了40名蒙古族青年干部(1946年他们回到呼伦贝尔地区，成了那里的工作骨干）；（6）提出关于尽快接收政权问题。我说：“我们到齐市后，考意到条件不够成熟，未能全部接收伪政权，但是为接收政权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刘锡伍同志听取了汇报，肯定了这一段的工作成绩，并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和东北局对东北斗争的指示。接着我们共同分析了嫩江省和齐市的形势，大家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培养了一批干部，接收嫩江省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刘锡伍、于毅夫同志表示，应立即接收政权。几天后，我们去苏联红军司令部与苏军进行交涉。我首先向苏军司令契什科夫介绍了省委书记刘锡伍和嫩江省长于毅夫等同志，并说明了由他们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到齐市接收嫩江省政权。苏军司令契什科夫不同意把嫩江省政权交给我们，他说：“根据中苏协议的规定，东北政权要交给国民党中央政府。”最后，他推脱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不能交出政权。于是我们说服他向驻在长春的苏军总司令部作请示。同时我们也向长春发了电报，向周保中同志汇报了这里的情况。第二天契什科夫就收到了长春苏军总司令部同意我们接收嫩江政权的通知。1945年11月14日下午3时整，苏军司令契什科夫陪同我们来到“解放委员会”。他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说：“这是中国嫩江省主席于毅夫，前来接收政权。”于毅夫当众宣布：“经东北救广总会。东北拉日联军、东北军、东北名流等联席会议提议，经嫩江省民主大同盟、嫩江省人民自卫军、本省宗教联合会和绅商各界联席会通过决议，我们全面接收嫩江省各级政权，各部门即日办理移交手续。”我们还宣布“解放委员会”即日解体。我们接收政权，名正言顺，舆论尚佳。接收政权的工作，首先从省政府和省公安局开始。由原来的伪职人员和我们派去的干部一起清点人数、物资和帐目，原来的职员照常上班，逐项办理移交手续。由于我们早已派魏不檐等同志进驻伪省政府，并做了大量宣传和调查工作，部分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员我们都留用了，而那些曾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人，通过罢免、调换、解雇、开除等方式，逐渐从各部门中把他们清除出去。也有一些坏人，感到狐狸尾巴藏不住混不下去了，就不辞而别，溜走了。随后，我们又分别接管了电报局、报社、电台等宣传通讯机构以及齐市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任命厉男为省公安处处长，郭维城为铁路局局长，宋乃德为财政局局长，曹××为银行行长，朱新阳为齐齐哈尔市市长，吴X×为省教育厅厅长。由于工作的需要，从民主大同盟中调去了许多同志，这些人都是经过民主大同盟短期培训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在工作中都挑起了重担。各县的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也相继建立起来，并任命了干部：甘南县长翟劲，书记冯肖山、副书记张兴；讷河县长张振勋、国向冰，公安局长甄玉山，龙江县长高克基，书记刘琪生，公安局长程功；嫩江县长范革人，书记李学波兼公安局长。其他各县也同样任命了干部。在接收嫩江省政府的同时，以嫩江省人民自卫军为基础组建了嫩江省军区。党中央任命我为嫩江省军区司令，刘锡伍同志任省军区政委，朱光同志任副政委，兰庭辉同志任参谋长，贾石同志任后勤部部长，葛江同志任后勤部副部长，吴富善同志任齐齐哈尔市卫戍区司令。随后，我们又成立了四个军分区，军分区的主要干部如下：讷河军分区：司令员金忠，副司令员任德福，政委王文，参谋长王仁兴，政治部主任邱春彪，后勤部长王荫庭；泰来军分区：司令员张平洋，政委尹思言；林甸军分区：司令吴富善，副司令宋康；龙江军分区：司令张汉拯，政委尹思言，政治部主任刘烨。党中央先后派马识途、刘亚雄、冯纪新、顾卓新、解云清、刘琪生、高可际、薛少卿、杜贵绂、朱寨、葛伯、于修、翟增平、石磊、朱友石、徐溪等大批干部，到我省参加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由关内长途行军，含辛茹苦来到嫩江省。他们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领导水平，为嫩江省政权建设呕心沥血，艰苦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接收嫩江省政权过程中，我们做了印发东北流通券的筹备工作。我到齐齐哈尔市后，张福同志（他是八一五前从延安来到东北工作的）向我建议，伪布不能长期使用，我们接收伪政权后，应该发行自己的货币。据了解他印过钞票，于是我派他联络了几个会制版和懂得印刷技术的工人（其中有的是日本人），筹备印制货币的工作。当时我还派张福同志到哈尔滨购买了印刷机（运到嫩江县，以后搬到了讷河县，我们的印刷厂就设在那里），做好了印制货币的准备工作，我向省主席于毅夫同志汇报了此事，建议以省政府的名义印发货币，既有利于人民的经济生活，又可以解决省政府、部队的开支。于毅夫同志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对此很重视，把它交给省政府办理。1946年4月，我们第二次解放齐齐哈尔后，即开始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这种纸币印着工人和农民的形象，一男一女。货币的纸张虽然质量不太好，但使人民真正掌握了金融大权，为发展解放区的经济起了很大作用。这件事影响很大，以后全东北通用这种纸币，人们称它为“东北币”。我们接收了政权，在嫩江省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府，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