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革命先驱，率领着两万余名英勇战士，发动了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武装反抗的首次强烈反击，标志着一支由党全面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征程，谱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第二十军一师一团三营的副营长赵福生，以及一位普通的第二十军一师哨兵。尽管他们的历史地位和政治立场各异，但他们却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的鸣响时间，从而在客观上重塑了南昌起义的历史轨迹。

在起义时间上作出调整，将其定于8月1日凌晨4时，这一决策的关键推手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下榻于朱德府邸。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人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担任该委员会的书记。随后，前敌委员会对起义事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作出了周密的部署，决定于7月30日夜间发动武装起义。参与起义的武装力量包括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十师三十团，以及第四军二十五师的七十三、七十五团；还有朱德指挥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总计约有两万余人。

一是若军事行动没有十足把握，应将同志们从军队中撤出，转而组织工农群众；二是起义需获得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同意，并且要求行动一致。这一提议遭到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谭平山的强烈反对与驳斥。周恩来情绪激动地表示：“你的这一说法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意图并不一致。国际代表和中央赋予我的任务是领导这次运动，而如今你下达的命令却是这样，我无法承担这一责任，我即刻返回武汉！”周恩来愤怒之下甚至拍响了桌子。二十多年后，谈及南昌起义时，周恩来回忆道：“拍桌子之举，是我一生中仅此一次的经历。”

南昌起义的早期策划者之一，时任对外最高行政首脑、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实际掌舵人的谭平山，面对张国焘对起义的反对，愤慨之余，竟然提议将张国焘处以极刑。

“为确保我军解决南昌敌军的任务，决定自明晨（8月1日）4时起，向城内外驻军发起攻击，力求一举将其歼灭！”

南昌城被誉为“火炉”，其夏季气温常升至35至40摄氏度。8月1日，正值酷暑盛夏，多数人直至深夜才就寝，不少人家中露天安床。由于上半夜行动易遭敌人侦测，众人多选择下半夜，当夜色深沉、气温渐凉，尤其是凌晨4时，此时人们睡得最为香甜，行动亦不易被敌人察觉。

第二十军副营长赵福生。

7月31日的午后两点，叶挺悄然将二十四师中可信赖的营级以上军官秘密召集至师部，开展了一场战前的动员。在同一时间，贺龙亦秘密召集了二十军的团级以上军官，向他们宣告了起义的讯息，部署了相应的作战任务。此外，他还替换了数名不可信的连长，新任命的连长均系共产党员。

31日的午后，朱德在嘉宾楼举办了一场盛宴，热情款待了滞留在南昌的敌第三军两位团长的到来。

粟裕彼时隶属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的一个中队。他回忆说：“那几日正值七月末，负责警卫任务的我们常目睹负责同志忙碌的身影，夜幕低垂，他们仍在会议室中召开会议。大家心中都隐隐感到，将有重大事件即将发生。果不其然，7月31日下午，我们接到了‘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随时待命’的指令。”

31日傍晚五时左右，前敌委员会紧急召集团长级别及以上干部举行会议，部署作战任务。周恩来同志亦出席了此次会议。至晚上九时过后，全市实施戒严。起义总指挥部随即发布了当夜的口令“河山统一”，行动指令以“三响枪声”为信号，识别标志则是“将领佩戴红领带，肩膀系挂白毛巾”，并要求在马灯及手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标志。

31日夜晚十点之余，一场紧急变故再次改写了历史的轨迹。第二十军一师一团三营的副营长，云南籍的赵福生，悄然脱离了正忙于备战之师的行列，潜入滇军朱培德的麾下，将起义的消息悄然透露给了滇军军官。一名正在街头执行任务的第二十军一师士兵，察觉到赵福生鬼鬼祟祟地潜入敌军指挥部。这位革命意识极强的战士，立刻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贺龙所指挥的部队。贺龙闻讯后，急忙赶至总指挥部，向前进委员会汇报了情况。前委经过深入研究和周密分析，一致认为起义不可阻挡，亦不容延缓。于是，他们决定将原定于8月1日凌晨4时的起义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江西大旅社内，灯火辉煌，门前后门均部署了机枪，戒备森严。政治工作人员正紧张地印刷宣传资料。起义军的警卫连已在楼下走廊集合，严阵以待。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起义时间已调整为8月1日凌晨2时，部分起义领导同志已奔赴各主要战斗阵地，具体指挥起义行动。

在8月1日凌晨1时以前，率先吹响起义号角的英勇哨兵：第二十军一师的佼佼者。

关于“第一枪”鸣响的确切时刻，所有起义的指挥者、参与者以及现场的目击者均一致声称，那是在深夜十二时左右发出的，而非前委所定凌晨二时的计划。

时任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师长的周逸群曾言，原定于8月1日拂晓4时发动攻势，然因叛徒告密，攻势提前了两个时辰。然而，就在夜半12点半，枪声已率先响起。

曾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谋长的陈奇涵表示：“自7月31日午夜12时起，短短不足三个小时之内，南昌的反动武装已悉数被剿灭，同时亦成功俘获了一众反动军官。”

当时担任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的侯镜如回忆道：“还未至约定时间，便已听到市内枪声四起，声音激烈。”

李桐森，曾在松柏巷的天主堂任职，他回忆道：“那是一个炎热的7月31日晚，我和同事们一同在男堂的院场上安顿下来休息，附近也有反动派的士兵在外露营。夜半时分，一名同事突然惊呼：‘外面有枪声！’话音未落，紧接着又传来两声枪响。我们顿时从睡梦中惊醒，起身之际，‘霹啪霹啪’的枪声此起彼伏，而且愈演愈烈，于是我们急忙将东西搬回屋内。”

羊角第24师72团的记录详尽描述了起义的瞬间：“我于睡梦中被唤醒。团部内气氛异常紧张，微弱的灯光下，大厅内人声鼎沸，每个人都焦急地等待着新的指令。远处，激烈的枪声隐约传来。众人纷纷靠近团长询问：‘贺龙已行动，我们是否也需提前行动？’原定计划是在午夜两点发动起义，但二十军却在一点钟前率先发动了攻势。团长在电话中向师部咨询后，下令各营即刻按照既定任务展开攻击。”

毋庸置疑，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在8月1日凌晨1点之前就已响起，而且是由二十军率先发起的。至于为何二十军会率先开火，以及具体是由哪位战士发起的，至今仍无确切答案。一种流传的说法是，第二十军一师的某名哨兵打响了这“第一枪”，但遗憾的是，这位哨兵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口令！”省政府卫队无法应答，只得退回省政府内院。哨兵随即鸣枪示警，连发三枪，恰好与起义的信号相呼应。这便成为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众多待命之师闻悉那三声枪响，即刻将其视为起义指挥部所发的行动指令。尽管尚非预定行动时刻，然而指挥部既已发出信号，而己方部队亦已整装待发，距既定时间不过咫尺之遥，此时此刻，行动正当时，各部队于是纷纷发起了攻势。城内外枪声此起彼伏，南昌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省政府卫队的百余人，迅速被第二十军一师彻底制服。

第二十军一师的两个团，倾尽全力围攻位于旧藩台衙门内的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驻守的警备团，乃朱培德自云南招募的精锐之师，且在战前就已通过叛逃副营长赵福生的密报，做好了战斗准备。战斗打得异常惨烈，贺龙与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随着战斗的结束，赵福生混入俘虏队伍之中，最终被我部官兵识出，押解至贺龙面前。贺龙下令，即刻将其处决。

叶挺与朱德所率领的起义部队迅速击溃了敌人。8月1日的清晨6时，3000余名的敌军被全数消灭。在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五层高楼上，一面鲜红的旗帜在朝阳的映照下猎猎飘扬。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南昌武装起义，终以胜利告终。这场起义的胜利，不仅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途径，更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深刻重塑了华夏儿女的历史命运。即便是在这三个各自持有不同历史地位和政治立场的个体中，他们也都因历史的选择，以不同的程度影响了南昌起义的进程。这既是历史的偶然，亦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