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照汉旗
冯 定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I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每当我们唱着这首高昂雄伟的新四军军歌时，脑海里必然会出现陈毅同志的气势磅礴而又和蔼可亲的生动形象，每当我们想念着陈毅同志的时候，又总是从心头唱起这支体现我党军史，激励人们战斗意志的军歌。这支军歌的倡导者和作者之一陈毅同志，转战南北，有着身经百战的革命实践经验，有着为真理献身的丰富革命感情，有着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有着光明磊落的胸怀气魄。他具有这些领导革命重任的优秀品质，所以他最能领会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党我军的好将领，文武兼备又红又专的好党员。他的名字和新四军连结在一起，新四军的战士永远怀念他！
陈毅同志，是党内直接领导过我的首长之一。我入党以后，一直在“白区”活动，没有进入过苏区老根据地，后来也没有进入过革命圣地延安。只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党调我到了新四军工作，这才认识了陈毅同志并直接受其领导，从其言教、身教中，受益匪浅。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我从上海经过温州、金华，进入新四军军部驻地——皖南泾县的云岭，在军政治部宣传部主编《抗敌报》，并在教导队讲课。当时新四军除了一个直属团和教导队、服务团也驻在云岭一带以外，还有三个支队。陈毅同志是一支队司令员，二支队是张鼎丞同志，三支队是谭震林同志；他们都是军委成员。一支队靠近茅山地区活动，司令部驻在大山口的南面，北面出大山口就是敌后了。一支队司令部离军部约二百多里，所以平常是见不到陈毅同志的。见到的机会，主要是当陈毅同志来军部开会或来接洽什么事情的时候。作为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和其他支队司令员一样，有时也来军政治部宣传部，对我们谈谈军事情势、部队情况等等。这样，我们和陈毅同志的接触就多起来了。我记得一九三九年春夏之际，经过上海党的筹划，为了扩大新四军在上海的影响，曾组织几位进步的新闻记者来云岭访问。他们临回上海时，相约要求我们用新闻体裁写些东西，设法寄给上海发表。其后不久，适逢我们的三支队在繁昌红杨树地方连续几天和日寇作战，打了胜仗，我就写了一篇通讯，其中还用“据说是共产党员”的口气介绍了一位战斗英雄的名宁，记者具名是用我原在上海用过的笔名。寄到上海后，《新闻报》在日报上先发表了，当天在晚报上又发表了，看到的人都很兴奋。此外，我陆续用新闻记者的口吻，写“访问记”，在上海一个进步刊物《学习》上发表；此后，又写了《陈毅将军访问记》。这种访问记，篇幅不过二、三千字，加以我在军事实践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方面水平都较低，写作能力也不强，要想对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将其性格、风度和对革命的贡献表达出来，简直是不大可能的。可是，当我将对他的访问记呈阅并请给予指示时，他还是微笑着认为对他的赞扬似乎有些夸张了。
接着他又认真地说：“只要新四军的旗号和我们的名字能在进步的上海报刊披露，终是对抗战有好处的。”这次谈话，可说是我首次受到陈毅同志的直接教导，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一九三九年年底，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从政治部干部中抽调六、七个人，建立一个巡视团，去一支队司令部进行巡视工作，我也是成员之一。当时，一支队是不断轮凋在敌后打游击的团，到司令部进行整训的。我们的工作，除了初到时列席江南特委扩大会议，听了陈毅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发言以外，就是在支队部领导下做些整训工作。我记得经过整训的，有老二团、江抗二团、四团、六团和司令部直属的教导队。一个多月以后，由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军部来电，要原来负责和国民党驻上饶第三战区打交道的袁国平同志，急速只身回去，以便即去上饶办交涉。当时决定巡视团暂不回去，由我负责留在一支队司令部，听候军部来电指示。这样，我实际已直接归陈毅同志领导了。后来我在澄武锡(江阴、常州、无锡)地区和“抗大五分校”工作，都是在陈毅同志领导下进行的。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之一。他经验丰富，气度宏伟，思虑开展。在贯彻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中，既能坚持原则，又能随着情势的变化而灵活处理。和同志们相处，最能团结人，又最能分清是非。当时，新四军军长是叶挺同志，项英同志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委书记兼副军长，实际大权是掌握在项英同志手中的。据说，陈毅同志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中，和项英同志常有不同的意见。这时，项英同志多半是用书记的身份，将陈毅同志的意见搁置起来，或者说是以后再谈。陈毅同志只好暂时不与辩论，而在会后临别时，匆忙中对项英同志说：“关于那个问题，待我回去后再仔细考虑考虑，不要你说过了也就算数了。”所以后来项英同志往往直言不讳地表示，最怕陈毅同志的“临别赠言”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我党的倡导而实现后，新四军随着也建立起来了。党就号召各地游击部队都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这样才能开辟抗日根据地，才能不断增强人民武装力量，并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起来。同时，按照这样方针在工作的过程中，虽要注意和国民党还有合作抗日的关系，但必须警惕顽固派还会对我施展什么阴谋，防止其对我发动群众的限制和破坏。陈毅同志在茅山地区找到了立脚点后，就往东出动打游击，曾经逼近到上海。新四军军歌用高昂的声调唱出的“东进东进”，就是根据这样的战略思想在陈毅同志关怀下诞生的。项英同志的想法和做法，就大不相同了。他满足于云岭这个小朝廷，又不在小朝廷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强调要用合法的手段和重庆打交道，满足于向重庆领十万军饷过日子。直到最后觉察云岭有孤立的危险时，还是舍不得搬动，显出简直是无所措手脚的样子。总之，陈毅同志遵循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路线，而项英同志走的是王明路线，这就难免在一系列问题上常有不同的意见了。
云岭有孤立的危险，陈毅同志根据中央多次指示、各方的反映，是早有所察觉的。而要解除孤立，既要巩固扩大已有的游击根据地并使之联系起来，也要考虑到怎样才能和八路军联系的问题。陈毅同志在我们列席的江南特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是兼顾这两头的。陈毅同志说，这回我们要认真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了。他说要“认真’的意义，是说过去我们虽已西从南京、东至上海之间搞起了好些人民武装和游击根据地，但是还不够。现在时间紧迫，必须真正放开手来大搞。陈毅同志还说要在长江南岸，从扬中至江阴之间，设法建立几个点，成为北去苏北的跳板，其实这正象围棋高手预投几个棋子，在为云岭脱离孤立状态，在为渡江解放苏北，以及和八路军联系起来，作好准备。不过这是军事上的重大部署，是不能在会上讲得太具体的。后来的实践，说明这样的部署是完全对的。扩大会后，袁国平同志已回军部，我感觉在支队部已无事可做，向陈毅同志要求随已经整训过了的部队，出大山口参加开辟工作。起初陈毅同志考虑到对军部来的干部，未经军部准许，擅自留用，是不合适的。但经我再三要求，终于决定让我随王必成同志为团长的那个团，离开支队部，预定进入敌后时，再从这个团分出一个营来，随同我至澄武锡区工作，并将这个营扩充而成为独立团。巡视团的团员，除了随我的以外，也都分散到各处，有的就是在涌湖一带活动。
实践证明，陈毅同志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结果当新四军大部主力解放苏北大批地方，并和八路军携起手来的时候，留在江南的主力和人民武装，在日伪的严酷围攻之中，还是在这里或那里不断举起抗击敌伪的火炬，不但无法扑灭，而且还向浙东浙西蔓延开去了。
陈毅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项英同志执行的是王明的错误路线。这是经过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部队九千人遭到严重的损失，严峻的历史所做出的鲜明结论。可是后来在苏北，陈毅同志在检讨经验教训的干部会议上发言时，总还是恳切地说：“我当时对于好些问题虽然和项英同志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但是如果认为我当时在心中是有一条明确的、完整的、包括总的和各个具体问题的路线的，这我是不敢说的。”陈毅同志说这些话，决不是出于笼统的检讨，更不是伪装的谦虚，而恰巧是在说明：我们对于正确路线的认识，也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必须通过实践，使主观越来越符合客观，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应抱的态度，陈毅同志正是这样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好典范。
陈毅同志是统战工作的能手，无论是在战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都显示了辉煌的成绩。这是因为他做这项工作，总是从阶级分析出发，首先弄清对象属于什么阶级，具体又是怎样的人；同时也注意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以至当时当地政治气候的发展和变化，以决定和对象交往的疏密、交谈的深浅、态度的严谨和平易等等。我记得我还在云岭时，曾听过陈毅同志关于江南抗日情势的报告，认为江南拥有武装而在活动的，有汉奸而冒充抗日的，有地主武装而两头通的，有地富而想自卫的，有流氓组织的，等等。按其性质，约可分为十几种，都是有其行动可作佐证的。这是真正辩证的阶级分析方法，使人听了无不钦佩和信服。
有一次，当我们作为巡视团而袁国平同志已从支队部回军部的期间，某天傍晚，陈毅同志带我们在内的共七、八个干部，到邻近的一家人家吃饭。原来这是一个地主的家，主人约有四五十岁，大概还经营有商号，多少有些抗日思想，让房子、办粮草等事都颇积极。又因我军纪律严明，自从支队部驻扎以后，过去那样抢劫盗窃的事也消除了。这对他也有好处，所以愿意靠拢我们，对陈毅同志崇拜得“五体投地”。这回知道有客从军部来，特备了—‘席莱，硬要请陈毅同志带一桌人去吃饭。席间，大家有些拘束，陈毅同志就风趣地帮主人要我们用菜，并说某先生家产二十万，不碍事。主人听了带些苦笑的味道说：“那里，那里。要是真象陈司令说的，那才好呢!”说着大家都笑起来，席间的空气活跃了。本来，对地主请客吃饭，一般是不去的。但和这个人的交往，是从有益于抗日的动员工作出发的。根据江南的风俗习惯，对他来说，不去，是大失面子。去了，“受宠若惊”，反觉精神愉快，交情倍增，就有可能使他向进步方面更靠拢了。这是灵活性的高度表现，没有坚定的立场是难以效法的。
又有一次。新四军进入江南后，粟裕同志亲临指挥在卫岗初战得捷，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惊奇，觉得新四军在日寇碉堡林立、铁道公路四通八达的江南地区，也能竖起抗日旗帜，这正是对国民党军在各战场屡战屡败的讽刺，政治影响是很大的。于是派遣冷欣，带领号称挺进军的部队，也进入敌后，妄想靠我们已能立足的地方，也借抗日名义，向老百姓要这要那，并为将来再次反共卖国张本。陈毅同志明知共奸，但仍以共同抗日的友军相待，与之来往，以至根据对情势的分析，亲自去冷欣驻地拜访，使冷欣不得不来回访。回访那天晚上，我们开了露天大会表示欢迎。冷欣在会上讲了些共同抗日及赞扬我军的好话。然而真抗日还是假抗日，老百姓只要稍一比较，就会一目了然的。冷欣有个年轻而“天真”的秘书，曾因此请教陈毅同志，说“同是抗日，为什么老百姓对你们总是亲亲密密，遇事相助，而对我们总是疏远，不愿理睬。”陈毅同志说：“这是因为我们注重做群众工作，而你们不。”他又问做群众工作有何秘诀。陈答“没有。不过你们真想做，我可写个计划，照做就是了。”很快，陈毅同志就将计划送去，他大为高兴。过了几天，陈毅同志又见到他时，问他工作计划怎么样了。他垂头丧气地说：“计划已给司令和官长们看了，都说要是这样做，那全是在给你们做事了。”是的，他们本来想借我们的声势来诱骗老百姓，结果只是流行了一首民谣，说：“冷欣心不冷，带来挺进军，叫他挺进不挺进，专门来挺老百姓。”后来他们也就灰溜溜地不知去向。而我们呢，经过统战，摆脱了顽固派给我们做群众工作的种种束缚，创造了更多放手发动群众的条件。
一九四O年夏秋之际，陈毅同志率部队过江，解放了苏北重镇黄桥，并要求原国民党省长韩德勤，让我们在苏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抗日。可是只知和日寇默契而龟缩在兴化水网地带的韩德勤，不但绝不许可，而且大举调兵遣将，定要占有黄桥，妄想全歼过江新四军于江边。这是老百姓极其痛恨的，也引起某些地方绅士的不满。如家住海安镇的韩国钧，就在我们和韩德勤之间奔走，倡议和平。那时我们已经解放姜堰，于是韩德勤提出最后条件，说只要我军退出姜堰，便可讲和。姜堰是泰州至海安一条水道的中心，税收丰富，交通便利，韩德勤估计我们决不肯退出，然而陈毅同志满口答应，并于次晨就去姜堰召开群众大会，说明我党我军为了团结抗日而退出姜堰的意义。但是，当我们一边退出姜堰的时候，而他们一边却由韩德勤调派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率部近万人已在南下了。结果韩国钧等人也觉得受骗，纷请我军应战，说这不仅是新四军被迫打的，也是他们和老百姓坚决要求打的。结果，李守维淹死八尺沟中，顽固军全部被歼。这次战役，在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指挥下，以少胜多，军事上是很出色的。而政治上进行统战工作既及时又恰到好处，发挥了应有的威力，也使人无不叹服。比如关于人心向背问题，正象我们在这一决战中俘获的将士们所说，因有老百姓的拥护，他们对我们的动静是完全摸黑的，而我们对他们的行止则了如指掌。
陈毅同志热爱党，随时随地都卫护着党员的光荣称号。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时候，更是十分警惕。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及时回击来自国民党以及叛徒、特务一切方面的阴谋诡计。
这里记述在新四军成立前后，陈毅同志和我们讲过的两件事。至今我记忆犹新，很受教育。
一九三八年，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基本就绪。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八省健儿，已经陆续下山，需要共产党方面有一个代表去南昌，和国民党的有关衙门打交道。陈毅同志奉命进入了南昌。
国民党方面也派了一个人来接头，以便陪同陈毅同志到各有关衙门办事。可是国民党的用心是极其恶毒的，他们派来一个自首叛变了的共产党员，他在和陈毅同志办事中，处处表现出好象他和陈毅同志是老相识，现在又是平起平坐的，甚至陈毅同志好象还得仰仗他的帮忙似的。陈毅同志为击破其阴谋，凡遇这样的场合，就不管人多人少，总要严正声明，表示本人和这个人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人是个所谓已经“自新”了的人；而他永远是个共产党员，是为党、为人民、为合作抗日，习‘奉党之命来此办事的。这样就弄得这个人脸红而哑口无言，甚至引起国民党一般办事人员对此人的鄙夷。
另一件事，是新四军正式成立后，国民党重庆政府就怕我们在敌后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所以军饷和活动地区都有限制，还派人用联络参谋的名义来进行“联络”，实则想借此来搜集情报、探听虚实。当时，来了三个人，一个头儿是少将衔，其余不外是上校、中校之类。他们知道新四军三个支队中，一支队实力最强，司令员立场坚定，策略灵活，是最不好对付的。所以他们到军部住了几天之后，这个少将特务就到一支队来了。他在一支队司令部住了半个多月，连从勤务员口中也搞不到一句对我不利的话来，结果他们三人只好一无所得而撤回去了。陈毅同志是四川人，尚有老父老母在家，这是少将特务也知道的。于是临行前夕，他竞还妄想捞些东西，特意要求和陈毅同志个人谈谈，说是只谈私事，不谈公事。陈毅同志答以“那就请吧”。于是少将特务就表示愿在彼此间建立私交，并说“假如你家或你个人有什么需要，我定能尽力效劳，必要时我也可转达蒋委员长，设法照顾。”陈毅同志答以家里总算还过得去，至于他个人的私事，那就不好说了。少将特务连声说：“说说何妨，说说何妨!”陈毅同志则连声说：“不好说，不好说!…‘谦让”到最后，陈毅同志就一本正经地说：“那么我就说吧。我现在仅仅是个支队司令，使我在抗战中无法施展才能。我想，最好能给新四军增发军饷，活动地区扩至北面、西面为长江，南面为涌湖、太湖一带，东面为海。这样，在和日寇的周旋中，部队才易于调动，和主要战场的作战更好配合。这样，我就可充当军长，叶挺、项英可挂上集团军司令一类的职衔，岂不公私两便。”少将特务听了这些话，颓然说了几句“这全是公事，不是私事”，就滚蛋了。陈毅同志平日在说起国民党顽固派其人其事时，总是义正辞严，表示极其憎恨，而这回和少将特务对谈，用的是讽刺、幽默的口吻，使其哭笑不得，更显出对方的浅薄、卑鄙。
陈毅同志见识远大，性情爽快，对干部量才使用，爱护备至。在做报告或与人谈话，往往在乎易中充满警句和真理。因此，在陈毅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有疑就问，有错就认，困难也容易克服，心情没有不舒畅愉快的。我还在云岭军政治部的时候，项英同志做报告或召开重要的干部会议，常常我我做记录，并进行整理。他觉得我整理的较有条理，他有时对其他首长们也讲起此事。陈毅同志对我的闻知，大约就是从此开始的。后来，陈毅同志曾更多注意我的写作，以至和其他首长随便谈及宣传工作时，曾经斥责那种“空洞无物”的流行文章，但认为我的写作，还不那么空洞。一九四O年春，陈毅同志满足我进入敌后参加开辟工作的要求，根子就是从此而来的，实际正是使我有机会好在革命实践中去磨练、磨练。
陈毅同志既能接近和发动工农群众，又能培养和教育知识分子，使二者结合起来而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我在澄武锡工作了大约半年之际，曾成立过一个规模不大的短训班，并亲自去上海和上海党商讨输送知识青年至解放区的问题。陈毅同志闻知了颇为高兴。可是不久，新四军的部队已陆续过江，黄桥解放了，成立了新四军苏北司令部，陈毅同志就决定我也过江北上，协办“苏北抗日军政学校”，陈毅同志为校长，我为副校长。这时，皖中有个教导队已开拔东来，并已决定和“苏北抗日军政学校”合并而改称为“抗大五分校”。于是我向陈毅同志建议，由我再度去上海，和上海党组织商妥给五分校招收和输送革命知识青年的具体办法。由于前次我是个人来往上海，没有和上海党组织取得正式联系，也多少有些冒险性。所以，这次陈毅同志在立即批准的同时，还发电给上海通知此事，并指令负责与上海党秘密交通事宜的同志，仔细布置使我往返都有安全保证。我从上海事毕回来后，“抗大五分校”的名称已正式使用，校址也已随着局势的开展而进入盐城了。
“抗大五分校”成立后，校长仍由陈毅同志兼，军参谋长赖传珠同志兼任第一副校长，我为第二副校长。我觉得这样安排，是领导对我的极大信任，但又顾虑力不胜任。陈毅同志似已窥出了我的心思，特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和赖传珠同志都是兼职，交给我的担子实际还是重的。但比较重大的问题仍有他在，随时可以请示他。赖传珠同志是参谋长，有关军事教学方面可多向他请教，后勤方面有他来管，方便不必说，所以只要放手去干，终会有收获的，不必担心。
五分校开学后，不久“校刊”的创刊号就出来了，头里有我写的解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的短文。陈毅同志阅了，认为原则都是对的。五分校的学员，除了正常课程中学习革命理论以外，也注重做群众工作，如一面收公粮，一面向群众进行宣传等。陈毅同志认为这是我军优良传统，合乎毛泽东思想，八路军是模范，我们应多多向八路军来的同志学习。在抗战期间，托派早已沦为汉奸、特务了，但还装扮成列宁的信徒，在欺骗毒害青年。在上海，就有托派伪装抗日的外围组织，也有个别托派分子潜入真正抗日、爱国的群众团体进行活动的。纯洁而没有政治经验的青年，有的就不知不觉受骗上当。或者误被真正抗日爱国团体所怀疑，引起很多麻烦。我向陈毅同志请示，准备做一次反托报告，以便起防毒、消毒的作用。陈毅同志立即赞同，并要我写个提纲给他阅后，就由我去做。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扩充原新四军部队成为七个师，陈毅同志任代军长。一天晚上，五分校两千人左右开大会，拥护中央的决定。陈毅同志亲自来校在会上做了长篇的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局势，阐明了中央决定的伟大意义。大会历时两个多小时，始终保持严肃的气氛。陈毅同志对这次大会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学校办得不错的表现，其后还常常对人谈起而表示赞扬。一九四一年春，日寇大举侵犯盐阜区，五分校离开盐城，南下在苏中滨海一带打了半年多游击，再北上盐阜区，靠近华中局驻扎，我也就离开了五分校，离开了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
陈毅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深厚的阶级感情，高超的领导艺术，宽广的革命胸怀，都激励着人们深切怀念他，学习他。陈毅同志却正象一棵挺拔的青松那样，永远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