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尽管徐景贤与王秀珍在启程赴京前一再叮嘱“切勿轻举妄动”，然而王洪文的那帮小兄弟却并未停止策划暴乱的前期准备。
“或许中央出了状况，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拘捕了，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我亦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他询问妻子是否感到害怕。
12日清晨，正值中央作出决定，派遣工作组赴上海之际，王洪文在工总司的同伙从公安局、新华社、外办等渠道获悉了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毛之遗孀被捕”，进而证实了“四人帮”已被粉碎。这一消息令他们震惊不已，纷纷表示要立即采取行动。当天下午，市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市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上海后方基地常委副书记戴立清、市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市机电局党委常委王明龙，以及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一众人物，情绪高涨，于市工人文化宫五楼会议室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
自左至右依次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我们不能再这样慌乱，空谈无益，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去具体执行。”叶昌明也表达了担忧：“一旦我们散开，再找到彼此就难了。”在那个时代，手机还未普及，电话也很稀缺，有些单位甚至只有一两部电话。有人提议：“大家与值班室取得联系。”最终决定在上棉三十一厂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由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王明龙共同商议，戴立清负责值班室的管理。
夜幕低垂，8时半的钟声敲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施尚英等一众人物，以及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和王知常，市委组织组的负责人王日初，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与萧木，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等一众要员，纷纷涌入康平路。踏入此地，他们即刻喧哗起来，情绪激动，不时捶胸顿足。
马振龙猛地一跃，落在了沙发上，激情满怀地发表了长篇大论：“我自幼乞讨为生，是毛主席两次将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是‘文化大革命’赋予了我新生。我发誓，哪怕拼尽脑汁，也要为之奋斗。”陈阿大脱下衣物，随即附和。自称是写作组头目的王知常，平时行事放荡不羁，此刻更是得意忘形，借古讽今，不断高声呼喊。施尚英透露，他下午曾找到刚从南京军区会议归来的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李彬山吞吞吐吐地向他透露了四人的被捕情况，并声称自己口袋里反复摸索的那个记录本至关重要。至于在南京的会议细节，他则含糊其辞，声称需待马天水、周司令归来后再做传达。
先前，李彬山与张宜爱二人在前往南京军区听取传达前，曾约定：若无异常，通话时只需告知“原计划购买的电视机，请尽快办理”；若情况紧急，则需说明“原计划购买的电视机，现需取消”。然而，鉴于南京军区领导的警示，他们在南京期间并未敢进行电话联系，返沪后亦不敢轻举妄动，不愿再涉足此类非法活动。
众人纷纷要求四位常委表态。
二
“争取明天务必回来，回来后再做安排。”冯国柱随即指示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与王秀珍沟通。王秀珍对叶昌明强调：“请听从指挥，一切事宜待我们回来后再做决定。”作为“工总司”的造反派首领，王秀珍的话语对王洪文的小团体成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王知常深入剖析了历次政变因错失良机而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
我未曾料到张春桥、王洪文会有如此悲惨的下场。对于王洪文，我了解不多，但对于张春桥和姚文元，我则了如指掌。我手中握有他们给予我们的全部批件，可以公之于众。我认为，我们必须起义，必须发表告人民书，张贴大幅标语，口号为‘还我江青，还我张春桥，还我王洪文，还我姚文元’。若要行动，我们便当夜行动，需出动民兵进驻报社和电台，发布一些有针对性的语录，以及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相关资料。当前形势正如赫鲁晓夫上台之际，他们畏惧群众，畏惧上海的瘫痪。只要我们坚守三五天，一旦港口码头瘫痪，便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即便结果如巴黎公社般失败，也能用我们的鲜血教育后人，如此等等。
此番言论，他已于8日晚间与徐景贤等众人士提起，实则旧话重提。
陈阿大断然表示：“无论战斗与否，结果都是败亡，我宁可选择战斗至死，决不屈服。”另有人提议，仅需两辆大型卡车和一艘沉没的船只即可封锁机场和航道。话题进一步扩展至对煤炭、电力和粮食的控制。朱永嘉向四位老干部常委急切地指出：“第八号计划本应今日执行，机会已失，若今夜再不行动，明日一切时局将无从挽回。必须下定决心，今晚立即行动！大规模地行动！以市委的名义行动！要你们四人与我们共同参与！”见他们沉默不语，朱永嘉语气加重：“若今晚不行动，待他们明日归来，即便想要行动，也将无法成事。那时，你们只能选择唱两首歌，要么唱一首革命之歌，我会对你们表示钦佩；要么唱一首投降之歌。但到了回忆今晚历史的那一刻，你们将深感懊悔。”朱永嘉坚持要求常委们明确表态。
冯国柱点名要求黄涛发表意见。黄涛回应道：“显而易见，这是政变的迹象，修正主义派已经上台，我们必须采取对抗的姿态。”他继续说道：“邓小平未能实现的理想，如今已被他们实现。”然而，当谈到具体的行动策略时，他仍旧保持着下午那种模糊不清、言不由衷的语气，只是不断地重复：“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张敬标率先提出反对意见：尽管我们与你们同仇敌忾，然则此时不宜轻举妄动。我们四人并不能代表市委，缺乏应有的代表性和号召力，不过是寥寥数人。目前，六位书记正身处北京，若要有所行动，唯有待他们归返。
在这段时间里，施尚英先后两次致电民兵指挥部负责人钟定栋。首次通话中，他要求钟定栋务必核对各单位的值班情况，并确保枪械、弹药以及战备人员配备到位。在第二次通话中，施尚英则指示钟定栋制定一个针对重点目标的安保预案。
钟定栋精心策划，指派作战小组草拟了一份周密的作战计划，其中设定了三道防线。计划旨在掌控徐家汇、静安寺、曹家渡、北站、南京路、大世界以及隧道等七个关键节点；封锁通往江浙两省的安亭、浏河、金泽等六个战略要塞；确保电台、车站、机场以及市区内十座重要桥梁的安全，并部署全市民兵小分队加强对里弄的控制。此外，他还要求海洋渔业组织派遣2至3艘渔轮，加强吴淞口的巡逻力度。同时，钟定栋还拟定了区县作战指挥班子的名单，安排了弹药补给，并对密令暗号进行了细致的部署。审阅后，钟定栋对计划表示满意，并为其题名为“捍一”、“方二”。
如此迅速便能编制出如此缜密的计划，显然非朝夕之功所能达成。
有人提议，宜在13日下午5时，利用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流密集之际，发起行动。务必对关键人物进行严密监控，计划逮捕包括一百名上海老干部及曾反对“四人帮”的成员，以及由北京派来的徐良图等8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行动开始后，首先对这108人执行枪决。
在13日的上午十时左右，王洪文的小弟、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马振龙紧急召集各组室的新任干部举行会议。他严肃地表示：“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倾向，华国锋同志已背叛了革命。我们与从上海前往北京参加会议的几位领导失去了联系，形势危急。我们必须做好全面的准备，包括宣传、武器和物资。在关键的时刻，共产党员应展现出坚定的立场。”会议结束后，依照马振龙同志的指示，一些同志开始热议并研究物资准备，他们随即前往各个仓库提取所需的物资。
在此阶段，马振龙于10月12日和13日，便在轻工业局着手策划并部署了一场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不仅在局内设置了明哨与暗哨，还于局外设立了两个秘密据点。他调动了基层三个民兵营和两个连的兵力，由轻工业局统一指挥。在军事、组织和物资方面，他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单次行动中，他一次性动用了200只手电筒、10箱手电池、260只桅灯、1吨压缩饼干、20辆自行车、一大件火柴、7副汽车牌照、40只油桶、1吨汽油票以及2吨纸张。此外，他还亲自指挥将早已准备好的6辆新汽车和5套广播器材全部调出仓库。
三
13日清晨，依照王一平与徐良图的部署，曹大澄通过军用电话紧急上报了上海将于当日发动叛乱的情报。华国锋与叶剑英在接到上海八人小组的紧急报告后，迅速于上午9时派遣专机，将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人紧急送返上海。此举成功阻止了王洪文兄弟策划的武装叛乱，使其胎死腹中。
在专机之上，周纯麟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传达了以下指示：一、返抵上海后，即刻通知市属各单位，明确告知“四人帮”已被隔离的消息确凿无误；二、市委应立即遵循中央的指示，逐级传达并部署打招呼会议的相关精神；三、各单位应维持正常运作，严禁任何破坏行为的发生；四、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听从中央的号令，一切行动须服从中央的指挥。这四项要求，需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亲自向相关单位传达。
上午十点多钟，周纯麟乘坐的专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缓缓降落。他随即匆忙返回家中，将政委紧急邀请至府上。政委告知，南京军区已向下属单位传达了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最新情况，并按照军区的指令，对警备区部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部署。这一消息让周纯麟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了些许放松。
“这些都是毛主席的亲笔手迹。”有人质疑：“谁知道这些是真还是假，仅凭几张纸就能宣布别人反党吗？”谈及昨晚造反派闹事的情况，他感叹：“你们能说服他们吗？革命至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落到这种地步，培养青年干部多么不易，他们的革命热情如此高涨。”
有些人甚至边哭泣边抱怨，最终我们决定于下午召开常委会，旨在传达中央的打招呼会议精神。
13日的午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齐聚锦江饭店第十四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及列席常委（包括王洪文亲近之人）的会议。原定于下午三点钟召开的会议，因丁香花园会议中存在分歧，延迟至四点钟才正式启动。马天水对中央打招呼会议的详情进行了通报。徐景贤随后补充说明，阐述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与指示，并发表了个人立场。王秀珍亦表露心迹，表示在聆听毛主席的指示后，个人的认识有了显著的变化。瞬间，会场气氛失控，有人放声痛哭，有人高声喧哗。
“仅凭这些就能将‘四人帮’打倒吗？”周纯麟立刻反驳：“不能如此简单定论！”
“中央已明确指出，‘四人帮’就是‘四人帮’，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人民始终遵从中央指示。若有人不遵循中央方针，擅自陷入其中，那便是个人选择，需自行承担后果！”
话音刚落，会场内顿时如炸开的锅，有人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有什么可神气的？现在就敢这么嚣张！”更有甚者，愤然撸起袖子，站起身来，大有与之动手之势，场面一片混乱，烟雾缭绕。周纯麟猛地一拍桌子，怒吼道：“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任何事，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言罢，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愤然离去。
再哭闹也无用。
13日晚8点整，马天水于锦江饭店的小礼堂内，召集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以及市民兵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旨在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核心精神。会议传达完毕后，会场内立刻讨论声四起。那些顽固分子，如黄金海、王知常之流，在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收束其武装叛乱的势力与物资。
四
自10月7日、8日起，尤其是10日之后，关于“四人帮”覆灭的消息便迅速传遍四方。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实行法西斯专政，作恶多端，罄竹难书。王洪文甚至说“现在上海是我们的天下”，“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大批无辜者被诬为“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蒙受空前奇冤。仅举一例，20世纪 60年代初为查清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上海市公安局有少数人接触到江青30年代的历史。但是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抓起来的干警1700多人，被整死和自杀的66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上海，真是白色恐怖。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像狂飙、像怒潮，席卷学校、工厂、机关、街道、农村各个角落，群众欢呼“第二次解放”，奔走相告，笑逐颜开。13日深夜，已有人在上海街道上刷出：“打倒王洪文”、“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等指名道姓的大标语。
14日凌晨，众多公交车张贴着此类标语，穿梭于城市的每一条交通干道，消息如风般迅速传遍了整个城市。
14日，延安中路200号举办了大会，与会者包括区、县、团、局以及大专院校的负责人及以上级别的干部，旨在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当“四人帮”被宣布隔离的消息传来，现场绝大多数同志的情绪激昂至极，有人甚至激动得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打倒‘四人帮’！坚决支持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而仅有少数人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
午后时分，消息逐渐在民众中传开。短短一夜之间，揭露“四人帮”的漫画和标语如同狂风暴雨般遍布大街小巷、商店橱窗。浦江两岸，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等地人潮涌动，彩旗翻飞，锣鼓震天。愤怒的游行队伍层层围住了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的办公大院。
坐落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师生及员工奋勇当先，率先抵达康平路，挥毫泼墨书写激昂标语：捣毁反革命的黑窝！揭露反革命的帮凶！根除“四害”，斩草除根！
他们强制徐景贤离开机关大院，让他接受师生们呈递的抗议信，并敦促他转达给马天水、王秀珍，要求他们认真检举、坦白并交代问题！
各级干部踊跃传递，消息不仅在上海迅速传开，更主动扩散至外地。华国锋欣喜地表示：“上海人民提前得知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广大民众对‘四人帮’的痛恨如同火山般迸发，这实在令人欣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听到这，我心情无比愉悦，这些工人阶级同志们真是值得敬佩。我们要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我未曾料到，百姓们竟然如此欢欣。观看了上海的漫画，我深感喜悦，民众之中果然藏龙卧虎，人才辈出！”
中央工作组入驻上海
“四人帮覆灭记”
作者：李海文
中央工作组抵达上海后，其行踪公之于众，相较之下，“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则转入了暗地。在这一政权更迭的关键时刻，各式势力纷纷活跃起来。部分在“文革”期间反对抗王洪文的造反派头目，号召众人齐聚人民广场，企图借此机会扩大势力，树立自己的旗帜。
中央派工作组接管上海党政权。
1976年10月，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六日（即12日），华国锋在玉泉山5号楼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题聚焦于上海的局势。华国锋指出，目前看来，上海市委的成员们已无法继续履行职责，他们固执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与党中央形成对抗，甚至企图策划武装叛乱。同时，过去受“四人帮”打压的那一派别亦在暗中策划串联活动；上海的民众亦自发行动起来，亟需正确的引导。华国锋强调，中央应立即派遣人员接管上海，否则，局势恐将失控，引发混乱。
1977年，上海市委领导合影留念，其中第三书记彭冲（左）、第一书记苏振华（中）、第二书记倪志福（右）共同定格了这一历史瞬间。
不久，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派遣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海军政委苏振华上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常委倪志福，以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共同组成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遵照中央的安排，连续数日在玉泉山4号楼办公，深入研究相关文件，探讨接管上海的关键议题，并精心挑选工作组成员。
10月20日上午10时20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中央工作组入驻上海的专题讨论会。与会人员包括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领导，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北京市委秘书长毛联珏、车文仪，以及海军代表张寿华，以及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的秘书丑运洲、肖振帮、夏加林等，共计十余位。
苏振华身着整洁的布质海军制服，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端坐于席，目光扫过手中的名单，逐一呼唤名字。鉴于众人彼此陌生，他特设规矩，每当点到某位同仁，便需简短地进行自我介绍。
经过自我介绍后，苏振华明确指出：“尽管‘四人帮’已被逮捕，但上海地区的党政领导权依然被其残余势力所控制，他们正准备采取行动。鉴于此，中央决定迅速派遣一支强有力的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党政大权。该工作组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负责领导，出席者均为工作组成员。”
苏振华强调：
“鉴于此次前往上海执行的是一项特殊使命，在特殊的环境之下，我们必须做好迎难而上、连续奋战的充分心理准备。关于我们的出行方式及具体时间，都将严格保密。会议结束后，请大家携带好个人洗漱用品及更换衣物，于下午一点准时前往南苑机场集合待命。起飞的具体时间，中央将根据上海的最新情况作出决定。”
与会同志们，在聆听苏振华同志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之后，大家情绪高涨，激动不已，深切地感受到肩负的责任之重。
1976年，市委的一把手苏振华（左六）、二把手倪志福（左九）以及三把手彭冲（左八）与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的同事们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午后一点整，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毛联珏、车文仪、张寿华、丑运洲、肖振帮、夏加林，以及苏振华的警卫参谋朱明章与小甄，301医院的医师张湘英、护士长周亚非，以及毛联珏所率领的来自北京市委的三位同仁，共18位人士，皆按时抵达了南苑机场。
成员们安静地坐在候机室内，面色凝重。叶剑英语气坚定地指出：“只要上海不失守，全国大局便能稳固大半。”四人帮在上海的残余势力绝非泛泛之辈，工作组所面临的，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傍晚4点30分，中央办公厅发布消息：航班将于4点46分起飞，预计晚间6点抵达。海军上海基地已全面准备好迎接中央工作组。航班准时升空，并于上海虹桥机场顺利降落。上海市警卫处处长康宁一、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在机场大楼外等候。他们暗中留意，试图窥探中央工作组派来的具体人员。然而，出于谨慎，他们并未上前直接询问。
一辆海军车队突然疾驰至机场，整齐地排列在专机一侧。海军上海基地的司令员杜彪与政委康庄，率着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卫，步出车辆，踏上飞机，向苏振华敬礼并致以问候：“政委，我们及时赶到，只是来晚了，还请见谅。”苏振华紧绷的心情随之缓解，他向众人示意：“同志们，可以下飞机了！”
依照既定的分组安排，或是三四人，或是四五人，他们紧挨着挤坐在一辆辆车辆之中。车队缓缓驶离了机场，径直朝着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的驻地进发。
车队行进在前，康宁一与李彬山紧随其后，手持武器。一见乃是东海舰队的车辆，他们便收起了手中的武器。彭冲幽默地评论道：“那时的场面确实颇为紧张……然而他们能迅速获取消息，并抢先一步抵达机场对我们实施武装监控，这充分证明了他们的情报系统敏锐高效，不容轻视。”
上海形势总体向好，可控。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紧急召集会议，迅速通知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政委李宝奇、空四军政委武占彪，要求他们火速赶到基地。同时，致电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告知其于次日清晨抵达上海，以便共同研讨稳定上海局势的相关事宜。
在用餐之际，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以及林乎加、严佑民等领导人物争分夺秒，倾耳聆听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就当前形势的汇报。
当苏、倪、彭正在电话中寻求他人交谈之际，林乎加迅速与谷牧副总理派遣至上海的先行代表徐良图取得联系，并嘱其即刻通知原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火速前来会面。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林乎加与王一平曾在同一地区共事，因而彼此熟识。林乎加随后向王一平介绍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随后，他听取了徐良图和王一平关于上海当前局势的汇报。
严佑民率队抵达康平路147号与141号，对写作组实施了封锁，并对相关材料进行了细致搜查。到了20日，随着工作组的正式入驻，上海写作班子的运作宣告终结，此举为揭露和批判“四人帮”搜集到了丰富的资料。
目前上海的形势总体上是稳定的。民众已开始积极响应，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张贴大字报、标语，表达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定支持，并誓言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坚决打倒“四人帮”，揭露“四人帮”及上海市委部分领导人的反革命罪行。工业生产、市场供应、交通运输、供水供电等方面均运行正常，社会秩序井然。然而，当前影响运动深入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市委领导机构已陷入瘫痪，主要领导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群众中的威信尽失，他们的声音无人听从，已丧失了领导和掌控局势的能力。
夜谈上海负责人马天水，传达中央精神
鉴于未雨绸缪的考虑，苏、倪、彭三人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与马天水进行交流。
10月20日的夜晚，马天水收到了一则情报，得知一架专机于夜幕降临时抵达北京，并被海军车队带走。入夜后，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中央已经派遣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担任领导的中央工作组，他们将于今晚抵达上海，届时将与你们取得联系。”21日凌晨3点，苏振华的电话响起，尽管心中不愿，却也无可抗拒地来到了海军基地。
马天水抵达基地，与苏振华、倪某、彭某等一众同仁会面。苏振华立刻声明：“马天水同志，鉴于上海的实际情况及你们所提出的诉求，为维护局势稳定，深入推进对‘四人帮’的批判斗争，党中央决定派遣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此工作组由我们三人共同领导。望你振奋精神，确保中央会议精神与中央16号文件的传达与执行。现请你概述自北京归来后，你们所开展的工作，以及目前的认识情况，与大家分享。”
马天水显得异常紧张，话语间带着些许结巴：“眼下的情形是，群众情绪高涨，纷纷涌向市委，我们已难以掌控局势，工作亦倍感艰难。今日下午的揭批大会，汇聚了百万民众，我们虽前往参与，却未能发声，场面颇为尴尬。如今，中央工作组已抵达，我们定能妥善应对，确保严格遵从您的领导。”
苏振华语气庄重地对马天水说道：“我们此行属于工作组，主要职责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日常工作仍需由你们全权负责，一切按常规操作。回顾过往，你们曾深陷‘四人帮’的泥潭，如今需振作精神，以功补过。上海的问题，终究还是需要你们来承担起责任！”
倪志福与彭冲强调：中央的方针与政策已十分清晰，你们在北京已直接聆听，作为上海市委的负责人，这责无旁贷！
倪志福与彭冲明确指出：中央的方针、政策已是相当清晰，你们在北京已亲身聆听。身为上海市委的负责人，接下来的行动自是您心中自有定数。谈话至此落下帷幕，时值10月21日凌晨5点。
开好10月24日百万人大会
丑运洲边记录边整理，谈话告一段落，他迅速完成了报告，现场朗读，经核实与批准后，即刻通过保密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值班室进行汇报。为确保及时向中央传达上海的最新情况，他每日工作完毕后均不得休息，常常是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
林乎加、毛联珏、车文仪等同志迅速组织并安排相关人员赶往上海，与此同时，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亦络绎不绝地抵达这座城市。
10月21日清晨，苏、倪、彭三位与远道而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及副参谋长张挺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工作事宜，并就相关意见进行深入交流。
苏振华指出，鉴于上海“四人帮”余孽贼心不死，蠢动迹象明显，要求南京军区持续强化戒备措施。尤其是江苏、浙江沿线的部队，必须保持高度警觉，海上安全则交由海军全权负责。廖汉生被责令向上海警备区涉嫌参与武装叛乱阴谋的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悬崖勒马，即刻终止一切行动。同时，与武装叛乱活动有关联的上海警备区两名人员需立即被调往南京。廖汉生迅速作出决定，让副参谋长张挺留在上海，并抽调部分工作人员协助中央工作组，确保上海局势稳定，不发生任何动乱。
在苏振华与廖汉生交谈之际，林乎加与严佑民召集了已抵达上海的同志们进行会议。林乎加向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传达了苏政委（即苏振华）的指示，即建议他加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并在那里深入挖掘“四人帮”篡党夺权、大肆散布反革命舆论的阴谋。翌日，林乎加通知陈锦华，决定有所调整，要求他转赴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首要任务是夺取党政大权。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共同聆听林乎加、严佑民的汇报，实时跟进工作进展。期间，他们还接见了王一平、韩哲等资深同志，听取他们关于“四人帮”在上海残余势力的最新动态的介绍，并深入了解了上海干部及民众对此事的认识和最新动向。
10月21日晚上7时15分，苏、倪、彭三人再次将马天水召集至一处。鉴于马天水上回的表现态度不佳，
徐景贤和王秀珍需共同谈话。
苏振华指出：10月24日，北京将举行一场百万人的盛大集会，全国各地亦将举办类似的大型活动。遵循中央的统一安排，我和倪志福届时将返回北京，共同参与全国性的庆祝盛会；而彭冲则将前往南京，出席江苏省的庆祝活动。上海作为“四人帮”长期盘踞之地，举办此次大会意义尤为重大，其影响力遍及全国，因此，你们务必与全国人民同心协力，确保大会的圆满成功。这对你们而言，也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马天水等三人表示，尽管他们已尽力召集群众，但集会现场却出现群众不愿参加、甚至起哄的情况。显然，他们已无法有效领导这场活动。
苏振华严肃指出：上海市委在处理“四人帮”问题上存在重大失误，必须进行深刻揭发、详实交代和认真检讨。然而，在着手解决此事之前，首要任务是妥善处理相关事宜，预计将在24日之后展开对市委自身的揭发、交代与检讨工作。此刻，大家需振奋精神，切实抓好工作，切勿陷入所谓的“合法”斗争泥潭。苏振华进一步强调：必须严格遵守政策，对于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错误，市委需为下属单位承担责任。严禁进行无序的层层揪斗和跨行业串联，应引导广大民众在各自单位的党委统一领导下，有序地开展揭发和批判工作。
倪志福强调，我们必须重视政策导向，积极实施正面引导，严格遵循中央的指示行事。
彭冲严肃地强调道：“24日的大会必须开得圆满成功，这关乎全局。至于市委的揭发、交代、检讨，则可稍后进行。”
马、徐、王对“四人帮”并未予以揭露，面对自身的严重错误与罪行，他们不仅竭力辩解，试图推卸责任，甚至企图将工作组置于最前沿，借此机会逃脱罪责。
林乎加稳定上海
遵照中央的部署，23日，苏、倪二位返回北京，而彭则返归江苏，各自出席中央与江苏的相关会议。
省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大会。中央工作组的工作由林乎加、严佑民暂时负责。
一是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二是国务院派遣至上海执行公务的人员。针对后者，林乎加语重心长地说道：“各位无需再另觅住处，请安心投入到工作中。”
此刻，中央工作组全体成员齐聚延安饭店，此处乃部队的接待之所，设施颇为简陋。宿舍数量有限，部长独享一间宽敞的住所，而其他成员则需两人共住一室。
中央工作组抵达上海之际，其行动是透明的，与此同时，“四人帮”残余势力则转入了地下。政权更迭之际，各派势力纷纷活跃。正当苏振华、倪志福两位领导同志赴京参会期间，少数在文革期间反王洪文的造反派头目号召群众聚集于人民广场，意图趁乱树立势力，扩大影响。林乎加和严佑民深感忧虑，若不迅速应对，上海运动的主导权恐将落入少数邪恶之辈手中，从而危及上海的繁荣稳定。然而，这些人表面上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经过一番商讨，两人决定请王一平出马处理此事。王一平在沪工作已久，与民众联系广泛。他一经劝说，人民广场聚集的人群便迅速散去。工人群众对老干部充满信任，局势迅速得以稳定。
《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中青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