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5日，华东野战军开了个挺搞笑的会。

令人惊讶的是，这会儿气氛压抑得很，并不是在庆祝刚结束的济南战役的胜利，而是批评了一位在那场战役中立了功的人员。

批评的火力挺猛的，这位立了功的指挥官只好出面表态，要求给予处理。

一、在曲阜会议上，主要是对谁进行了批评呢？

赢了还得反思，还得批评同行，这叫实事求是，为着解决难题奔走。国军常常把失败当成胜利掩盖，打败后硬要找点儿好成绩来挽回面子，要是碰上一回难得的胜仗，那就得大肆吹嘘，夸个不停。

我们这边可不一样，赢了还想着再赢一场，战后总结就成了家常便饭，不管胜败都要分析反思，改进不足。

这次在曲阜开的会，就是考虑到这个因素。

小饶同学在会议上狠狠地批评，有些同志缺乏纪律性，尤其是不听粟裕的指挥。

饶同学以前在后方负责整体工作，基本上不管野战军的事。这次亲自出面做报告，把九月中央会议精神传达给大家，还特别引用了任弼时同志的讲话，大意就是没有纪律性，打不赢仗。

由此可见，这次会议的份量确实不一般。

不只是中央有部署，华野这边也出了点麻烦，这才是真正让饶同学动心的本意所在。

现在不少军史和党史的爱好者，好像对这段故事兴趣不大，因为之前有济南战役，接着又有淮海战役，每一场都是解放战争中非常亮眼的篇章。

不少历史书里都没有特别强调这次并不算太重要的会议，记载也大多模糊不清，没有讲得很详细。

于是有人猜测，这次会不会和许世友后来没参加淮海战役有关系。不过，咱们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再说许上将可是济南战役的总指挥，立下了大功，如果战役取得胜利后还要批评他，那就说不过去了，太不讲理了。结合各种情况考虑，这次会议显然不是冲着许世友上将去的。

那还能是谁呢？

曲阜会议的召集范围挺广，师一级干部都挤在一块参加讨论，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对华野的组织纪律性不太满意，要求好好整顿一番，再一方面也能看出，这么大的阵势，批评的对象级别肯定也不低。

其实也没啥拐弯抹角的，这次会议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济南战役之前，有个纵队司令自己擅自改了战斗安排，把原本负责打援和助攻的纵队，硬生生改成了主攻部队。

这支兵力，就是华野的顶梁柱，也是大家都很熟悉、传颂的十纵。十纵的指挥官，那可是威名远扬、为新中国的建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宋时轮上将。

我对宋上将心存崇敬，写这篇文章纯粹是如实记述当时的情形，没有任何不敬之意。各位读者也别乱想啦。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宋时轮自己私自调整了安排呢？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故事呢？

原来，1948年8月粟裕一开始筹划济南战役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攻打济南和打援的方案，就是用六个纵队14万人攻占济南城，而派八个纵队18万人在外围阻击援军，宋时轮带领十纵就被安排在外围负责打援。

就在这次作战会议里，宋时轮表现出了一点情绪，坚决不想去打援，更坚持要加入攻城的部队。

宋时轮确实脾气有点火爆，不过他一向敢于表达，遇到重大事情时绝不含糊。这次他为什么会不听从领导的指令呢？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可不能只看眼前的一地一人一事。圣人曾说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用局部的小事去否定一个全面的历史人物，难免会陷入偏颇和不公。

宋上将这么做，和之前一段时间十纵肩负的任务有关系。

十纵一向以擅长打阻击战闻名，是华野少有能在野战环境下抗住邱清泉第五军机械化兵团猛攻的主力纵队。邱清泉也曾评价说，十纵可以算得上华野的头号主力。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嘛，善于打一场阻击，代表着部队能抢到的战利品少，伤亡也会比较大，要是一直这么折腾下去，部队的士气会不会受影响？

二、宋时轮心中挺难过的

我们来看看十纵擅自北渡那段插曲。

那会儿还在济南战役之前一年。七月份，华野调兵遣将，华野的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带领三纵、八纵、十纵组成西线的兵团，主动发起进攻，目标是打散国军在山东的兵力布局，同时也为刘邓挺进大别山提供后勤支援和侧翼保障。

中原的国军实力挺强，陈唐两位领导人决定再划分兵力，让宋时轮率领十纵在梁山县一带阻击，吸引邱清泉第五军的注意。与此同时，陈唐带着三纵和八纵南下，挺进到单县、曹县一带，采取南北配合、互相牵制的战术，搞得敌人根本搞不清我方主力藏在哪儿。

原本这个布局还挺有见地，陈、宋两位都挺有军事头脑，不过遇到的那位国军名将邱清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跟十纵打了几仗，摸清了陈宋的战略意图，就算计着在梁山把十纵困住，然后召集其他国军的主力过来合围，打算一举歼灭十纵。

眼看十纵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要是在梁山硬拼，恐怕全军都跑不掉就要栽了。宋时轮只好命令部队北渡黄河，想趁机脱身。可这撤退得太匆忙，被邱清泉趁机摸到我军尾巴猛然袭击，导致伤亡超过1500人，还丢了4000多支前民工，骡马也有五百多匹被掳走。

中央军委得知宋纵偷偷北渡的事儿后，非常恼火，毛主席一度打算撤掉宋时轮的职务。不过，粟裕和陈士榘都为宋时轮说情，毕竟是在平原地区与敌人周旋，而且对方是机动灵活的美械部队，宋时轮也有他的难处。中央这才收回了之前的决定。

其实，这个擅自北渡的理由也说不过去，陈士榘上将晚年回忆时，在《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提到，是他和唐亮下的命令，让宋时轮渡过了那条河。

陈毅那会儿担心十纵的官兵士气受打击，亲自跑过去给宋时轮和刘培善（当时十纵的政委）打气，跟他们说，这里面还存在一些误会。

陈老总啊，那是聪明、爽快、开朗的领导人，他知道十纵的官兵对持续阻击难免有些想法，就主动安慰他们，说十纵一直在打阻击，确实是个很苦的差事，伤亡挺严重，缴获也不多等等。宋、刘两位听了之后，心里觉得挺暖和。

1947年9月打沙土集的战役，分了两个阶段去打，十纵还得继续担任阻击的任务。特别是到第二阶段，邱清泉觉得粟裕想把他围歼，心里一惊，赶紧撤退，但又有十纵在死死挡着，一个拼命往后撤，一个拼命堵住，想想都知道，十纵又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啊。

在挺进河南腹地后，刘邓首长带领下，打了宛东、宛西那些战役，算是补充了一下。不过豫东又出了战事，宋时轮十纵又回到上蔡，继续和胡琏整编的十一师死战，硬是一点儿也不给对方北上救援开封的机会。

他又回到华野麾下，重新听粟裕指挥，宋时轮在桃林岗跟邱清泉的第五军奋战，阻挡得死死的。邱清泉气得直掉眼泪，还嚷嚷着就算把他的200旅全打光，也要冲破十纵的防线，可终究还是没能攻破宋时轮筑起的铜墙铁壁。

虽然赢来了胜利，但十纵那边的情绪问题还摆在那儿没解决掉。

从华野首长的角度来看，谁擅长干啥就让谁去干。战事频繁，根本没时间再搞个备用队伍，让他和十纵轮番上阵打阻击。陈毅、粟裕也是人，不是神，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只能让有什么部队去打什么仗。

可能宋时轮能理解这个道理，他的师长们也许也能想得差不多，可是团长、营长们呢，更别说前线的战士们了，不能指望他们也拥有那么高的战略意识，毕竟，一个人的思想水平是由他身处的环境和角色决定的。小兵们或许会憧憬做将军，但基本上他们不可能具备将军的视野、格局和胸怀。

长年累月打阻击、干艰苦的活儿，伤亡惨重而补充不上，尤其是在武器方面，主要靠缴获。缴获多了，下一次打仗就有底气。经常进行主攻的部队装备精良，兵力强大，炮火充足，武器也好；反过来，负责阻击的部队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换了谁在那样的环境下，也难免会有点情绪吧？

1948年8月第一次曲阜会议上，华野军事会议上，陈士榘宣布了具体的作战任务。想到北渡黄河那会儿，中央批评的事，宋时轮才找粟裕和陈士榘，想要个交代。毕竟不能让部队带着思想包袱去打仗，虽然在战前找领导要说法，一样不太合规矩，但站在十纵同志们的角度，宋时轮挺身而出，为全军争个说法，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宋时轮说，去年中央批评十纵擅自北渡，华野领导和西线兵团领导都说责任以后再说，现在正是讲责任的关键时刻。粟、陈估计都没充分理解宋时轮的焦急心情，只是随便应付了一下。宋时轮脾气一上来，干脆说部队如果不补充，不能再打仗，当场一拍桌子就走了。

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中央一接到电话，立刻严厉批评，要求撤销宋时轮的职务。粟裕、陈士榘、谭震林这些人赶紧向中央说情，保证宋时轮还能坚持完成作战任务，就算真要撤，也得等战役结束再说。

粟裕、陈士榘连续找宋时轮谈话做工作，宋时轮也意识到自己有点过火，赶紧下了这个台阶，重新投入到攻城作战中去了。

三、粟裕敢为人先

事儿还没完呢。

宋时轮掌舵，派兵从济南西头打算偷袭。打到济南商埠那会儿，国军的外线安排出了点变故，杜聿明带着十七万大军从徐州调动，明显想北上去救济济南。国军的空军也出动飞机，把刚整编的七十四师空运过去，准备拼命守住济南城，不过因为机场被攻占没办法降落，最后不得已又折返回徐州去了。

毛主席打来电话，说得很急，得赶紧把十纵调出，加入到援军队伍里去。

一滴水引发了层层波澜。

宋时轮一开始实在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调动。要是部队还只是在济南城外围徘徊倒还能说得过去，现在人家可是已经深入了，局势也变得胶着起来。临时撤退可是大忌，会导致不必要的伤亡。再说了，咱们费尽心血争取来的主攻任务，宋时轮还是西攻击集团的指挥官，关键的攻击机会就这样拱手让人，哪怕司令员和政委点头同意，下面的师长、团长们，一线拼命冲杀的战士们，心里头岂不是要气炸了？

当时华野副参谋长张震说，中央下的命令时，早就不知道十纵已经打到了纵深，这个命令其实跟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不太符。

粟裕还提到，宋时轮你根本抓不住他，主要是怕满盘肥肉都被山东兵团吃了（就是说七、九、十三、渤海、鲁中南这几个纵队），不过，这也是野战军点头同意的，反正这样挺好。要是能缩短攻城的时间，老宋这事儿还能算一大功劳，不过得跟西柏坡那边打个招呼备案一下才行。

济南战役的总指挥许世友也觉得挺为难，自己主动向华野总部和中央军委发电。他把宋时轮实际上无法抽出的情况说了一遍，最后也就同意让宋时轮继续在西面担当主要攻坚任务。

济南战役一打胜仗，华野在曲阜开会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前段时间的问题。宋时轮主动向华野领导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理。粟裕很清楚宋时轮立下的汗马功劳，马上挺身而出，为他扛下所有责任，向中央担保，别再惩罚他了。这次在济南立了那么大功，至少应算作功过相抵。

毛主席收到宋时轮自己请处分的电报，还有粟裕为他求情的电报，心里一时间挺难做决定。宋时轮的为人处世、作战能力，主席心里清楚得很，他既有文化又有水平，但脾气有点硬，不太好管。可是，打济南那次，他表现得最积极、最主动，战斗中非常灵活，部队伤亡也最少。

想了又想，毛主席最终选择了不发表任何意见，对粟裕发来的电报和宋时轮的请求都没有回应。

到底是坚持了偏见，还是留了处分，还是表达了关怀呢？咱们也搞不清伟人心里的想法，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了他老人家的态度。

淮海战役时，宋时轮依旧带兵冲锋，活跃在淮海、渡江、沪宁杭这些战场上。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合并组成第三野战军，宋时轮担任第九兵团的司令员，和陈士榘、王建安、叶飞一起，被称为三野四大兵团的司令官。

也许那会儿，毛主席心里的小疙瘩早就彻底散去了吧。

铁血战将有点脾气，那算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