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亲身目睹，记者无论如何都无法置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院长、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先生，竟曾居于如此简陋之住所。
这间客厅面积不超过二十平方米，北墙旁摆放着一组工艺简陋的书柜；东侧则是一张陈旧的小型书桌，旁边是一部略显古老的电话机，几把红色人造革材质的折叠椅随意摆放；地面凹凸不平，伴随着吱呀声；暖气片裸露在外，墙面的壁纸已经剥落，露出斑驳的痕迹；低矮的天花板上，那根用于唐山大地震后加固的拉索钢杆，多处已显现出锈迹斑斑……
记者心怀崇敬之情，向邓稼先先生的遗像致以深情的鞠躬，随后，在杨振宁先生曾在此落座的旧沙发上安坐，开始倾心聆听邓夫人许鹿希教授的动情讲述。
大姐邓仲先、三姐邓茂先、小弟邓槜先以及大弟邓稼先。
0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诞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村，一个充满书香气息的世家。他的六世祖邓石如被誉为“清朝金石篆刻之冠”，而祖父邓艺孙则是民国元年安徽省首任教育司的司长。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在留学日本和美国后，长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得益于这样的家庭背景，邓稼先自幼便沐浴在东西方文化的熏陶之中，对中华古典文学了如指掌，甚至在高中一年级时，便已能够阅读英文原版小说。
于北京崇德中学（今31中）求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比我高两级岁的杨振宁。实际上，我们两家早已是世交。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同是安徽的乡亲，更因为杨振宁的父亲扬武之教授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教授，当时均在清华大学执教授业。邓稼先亲切地称杨振宁为“杨大头”，缘于他不仅是孩子中的领袖，而且乐于助人；而杨振宁则给邓稼先取了“邓老憨”的昵称，以表彰其忠厚老实的品质。自那时起，他们之间的友谊便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自“七七事变”爆发，鉴于崇德中学乃英国人所设的教会学府，该校遂遭日军强制关闭。邓稼先不得不重返其母校——志诚中学。随后，他对于日军强迫我国同胞参与所谓“庆祝”其攻占我国城池的集会，心生强烈不满。（老舍先生在其名著《四世同堂》中对此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绘）面对汉奸的觊觎，邓以蛰随时面临被捕的风险。在万般无奈之际，他决定让已大学毕业的长女邓仲先陪同，一同前往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临别之夜，父亲对邓稼先语重心长地说：“稼先啊，往后你要专心致志地学习科学，切莫步我的后尘，专攻文学。学习科学对国家大有裨益！”这段慈父的教诲，为邓稼先未来的奋斗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40年夏日之初，邓稼先及其同仁们启程南行，直至1941年秋季，他成功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为A4795。西南联合大学乃1937年迁至昆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建而成。尽管昆明的条件颇为艰苦，但该校在文理两科均汇聚了众多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教授。物理系尤为星光璀璨，叶企荪、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王竹溪等，皆为国际知名的顶尖学者。此外，邓稼先的姐夫郑华炽教授亦在该系担任教职。
此刻，杨振宁亦在西南联大求学，他对邓稼先的学业进步给予了诸多助力。彼时的大学校园生活困厄，远非今人所能想象。宿舍四面透风，夏日屋内竟可长出青草，餐食质量极差，学生们常常食不饱腹。此外，由于日军频繁出动飞机轰炸，学生们还需时常躲进防空洞。尽管环境条件颇为艰难，邓稼先与众多学子仍孜孜不倦地投入学习，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联大校歌所倡导的精神。“千秋之耻，终将洗雪，复兴大业，须赖英才”，朱光亚、屠守锷等杰出的两弹功勋，均出自联大那一时期的校友。
1946年，邓稼先返抵北平。（1945年，自大学学成毕业后，曾在昆明短暂担任中学教师一职。）在回迁至北大后，他担任了物理学的助教，第一个月的薪水便悉数用于给父母购置了两坛上等的茅台酒和两条优质的香烟。当时，我正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而他教授的物理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我们两家早已相识，那还是在多年前。我的父亲，许德衍，五四运动期间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曾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职务。探访邓家时，对邓稼先好感倍增。
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1947年，邓稼先成功获得赴美深造的资格，在美国物理学家杨振宁的鼎力相助下，他顺利获得了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物理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随后，邓稼先与杨振宁的胞弟杨振平（后者就读于布朗大学）一同，于1948年搭乘“哥顿将军”号轮船远赴美国。
在普渡大学，他的导师为德尔哈尔教授，他所撰写的论文题目为“氘核的光致蜕变”，这一课题在当时堪称尖端且处于研究前沿，隶属于理论核物理领域。留学期间，他勤勉刻苦，成绩进步神速，各科成绩均达到了85分以上，不仅赢得了奖学金的青睐，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1949年的暑假，他前往芝加哥大学拜访了杨振宁教授，在那段日子里，他度过了一段极为愉快的时光。
历经23个月的辛勤奋斗，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成功取得了博士学位。彼时，新中国已宣告成立，朝鲜战争亦随之爆发。邓稼先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意识到这是他回国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关键时刻，若再拖延，恐怕将错失良机。事实上，同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在美国接受理工学科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返回祖国。邓稼先巧妙利用了美国参众两院表决的时间差，于8月29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从洛杉矶启程回国（先抵达香港，后转至广州）。
邓稼先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工作，1953年，我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随着女儿典典与儿子平平的相继降生，我们的家庭生活步入了宁静而幸福的时光。在事业上，邓稼先为新中国核理论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发表了多篇极具学术价值的论文。每逢周末，我们便会前往公园享受悠闲时光，邓稼先尤其钟爱京剧，我们曾多次目睹裘盛戎、关肃霜、杜近芳等京剧名家的精彩表演。此外，我们亦对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卓越演技情有独钟。然而，这份宁静的生活在1958年夏季戛然而止。
02
1958年夏季的一个月日，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将邓稼先召唤至办公室，“邓先生，国家即将实施一项重大计划，需要你参与其中，对此你有何感想？”邓稼先瞬间联想到原子弹，不禁自问：“我能胜任吗？”在钱三强教授详细阐述任务意义与职责后，尽管邓稼先心中存有诸多疑虑，但他毅然决然地承担了这一重任。
1958年，肩负起研制原子弹的重任，邓稼先与家人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那晚，邓稼先辗转反侧，久久未能安眠。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终于透露了将要调动工作的消息。然而，关于具体的工作内容、去向，以及如何与他取得联系，他总是以“不能说”或“不知道”来搪塞我。那时我深感困惑，难道我将被派往敌方阵营？为何连话都不能说出口？
在一段近乎令人窒息的寂静之后，邓稼先语气坚定地表述道：“我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了未来的事业。若能完成此使命，我的人生便已充满价值，即便为此献出生命，亦无悔无憾！”
他的话语如巨浪掀起的波涛，在我心中激荡不已。面对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体弱多病的公婆、繁重的工作教学以及无穷无尽的家务琐事，这一切重担似乎都落在了我这个三十余岁的女子肩上。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心思单纯，即便是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家庭背景复杂的人，也无不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我深知，不能因个人原因拖累了他，于是，我坚定地回应：“请放心，我全力支持你！”那晚，微风轻拂，月光如水，我们静静地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关乎家庭与国家未来的漫长不眠之夜。
自1958年8月起，邓稼先便肩负起二机部九院（即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的重任，后升任院长。他始终担任着原子弹理论研究的总负责人一职。
邓稼先虽深谙核物理的理论根基，但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却相对生疏。在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深思熟虑、详尽查证以及综合借鉴同志们的宝贵意见后，他毅然决然地将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以及高温高压物质特性三大领域。这一决策为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邓稼先最初肩负的使命是向苏联专家学习，深入理解并掌握他们承诺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以及翻译海量的俄文资料。然而，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紧接着在8月，他们全面撤回所有专家，并带走了所有相关资料。此外，苏方更是威胁道：没有他们的协助，中国即使经过20年也无法研制出原子弹。
“洋拐棍”已不复存在，那邓稼先及其同仁们一砖一石、辛勤搭建于高粱丛中的原子弹模型仓库亦随之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自力更生，从零开始，我们将在八年的时间里，自主研制出原子弹！
研制原子弹的起点是精深的理论设计，这背后依赖于海量的数据运算。在那个时代，邓稼先及其团队所依赖的计算工具仅限于一台每秒运算速度仅为一万次的苏联乌拉尔型计算机，以及为数不多的电动和手摇计算器，甚至还有祖先遗留下来的算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理论部的青年同事们日以继夜地投身于浩瀚的数据运算工作之中。
我国首颗原子弹将选用铀235作为原料，并采用内爆技术，相较于美、苏等国的首颗原子弹，实现了显著的进步。
彼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理论部的小伙子们饥肠辘辘。邓稼先便设法从我父亲那里借来了粮票。鉴于许德衍先生在民主领域内的杰出贡献，其待遇相应得到了提升。买饼干慰劳小师弟们。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宣告完成，此情此景宛如掌握了精准的蓝图，试制工作随之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1962年年底，中央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试制事宜。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为有限，但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奋斗热情却无比高涨。1964年10月16日下午，代号“596”（苏联违约之日）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左侧三人，自左而右依次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而右侧居中者则为邓稼先。
几天前，邓稼先在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安排下，与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三位知名科学家一同乘专机抵达了试验基地。核武器试验的各项前期工作均已就绪，此时众人向他询问：
“邓老，您觉得这能成功吗？”面对这一刻的重任，邓稼先内心深感沉重，却仅回应了一句：“所有该考虑的因素都已全面考量。”（岁月流转，当他向我娓娓道来这段旧事时，面容依旧凝重如初。）。目睹自己倾注心血的劳动结晶，他激动不已，热泪夺眶而出。
聂荣臻、张爱萍、邓稼先
在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圆满完成后，邓稼先遵照聂帅的指示，率领九院理论部的同仁们，投身于氢弹设计理论的研究之中。尽管原子弹与氢弹同属核武器范畴，但二者在原理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原子弹的能量源自于铀或钚原子核的裂变，而氢弹则依赖于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在聚变过程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这种聚变反应需要数千万度的高温和极高的压力才能实现，而这种条件仅能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达到。因此，可以说原子弹是引发氢弹爆炸的“雷管”。
接受任务后，邓稼先与于敏立刻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在邓稼先的同事圈里，于敏院士与他共事的时间最为长久。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而于敏则是副主任，他们在长期的并肩工作中，配合得极为融洽。邓稼先身材略显丰满，而于敏则早早地谢了顶，因此人们常戏称他们为“一个身子两个脑袋”，这胖子和秃子忙忙碌碌一番，便到了“闹钟响起”的时候！鉴于氢弹的复杂性，理论计算数据更为庞大，手摇电动等传统计算工具已不足以应对。
彼时，我国境内仅拥有两台每秒可运算五万次的计算机，分别位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和上海华东计算所。邓稼先凭借自己和同志们的智慧结晶，制定了数套方案，并分头推进实施。1965年9月，于敏赴上海，借助当地的计算机设备，经过近百个日夜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从原理到结构的氢弹理论方案。
消息传至京城，邓稼先即刻启程赴沪，与于敏等人携手开展联合攻关。他们日以继夜，连续作战，夜晚则将身心安顿于机房的地板上。在全体同志的齐心协力下，终于拟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上报至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当机立断，迅速安排了冷试验。在多次冷试验的基础上，又成功进行了两次包含热核材料的试验，这有力地验证了邓稼先团队所提出的氢弹理论的准确性。
恰逢氢弹研发工作步入最为关键的最后阶段，一场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钱三强、王淦昌、周光召等众多致力于核武器研究的科学家纷纷遭受冲击。我们亦未能幸免于难。在医学院，我遭受了批斗的磨难，邓稼先同样承受着写不完的检查之苦。家门上，那些被人涂抹的、散发着尿臭的、黑乎乎的煤泥，一摊又一摊，令人触目惊心。
令邓稼先心碎的是他最为敬重，亦自幼至长最为疼爱的三姐，因爱侣遭受诬陷，被定性为特务，终因无法承受压力，在自家的厨房中不幸“意外离世”。邓稼先心中悲痛至极，泪眼朦胧，日复一日，唯有默默踏入与离去，全神贯注于工作之中。追溯往昔，彼时他并非不愿倾诉，实乃勇气不足，难以启齿。在那个“风刀霜剑，严寒相逼”的岁月里，稍有言语之失，便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邓稼先有着更为深远的考量，他深知自己在家庭与国家中的分量。他深知任何言语上的疏忽都可能给国家核武器的研究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他绝不能掉以轻心。
当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们必须赶在法国人之前，成功研制出氢弹！”
彼时，两派间的激烈争斗导致了工作协调与衔接上的巨大障碍。以上机计算为例，问题尤为突出。那时的计算机采用电子管技术，体积庞大，宛如一间房屋，从预热启动至正常运作，需耗时整整24小时。因此，一旦开机，便不得停歇，即便是空转，一天的能耗也高达数百度电，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薪水（这在当时无疑是笔巨款）。
每当两派发生争执，一方下班后，另一方却未前来接替。无奈之下，只得在深夜时分拨打邓稼先的电话：老邓，接班的人未至，机器要么停摆，要么空转。此时，邓稼先便会迅速披上外衣，下床出门，前往接班人的住处。他站在门外，耐心地劝说，强调大局为重，敦促尽快完成周总理的指示……
唯有如此，方能有人勇于担当，他们常言，我们之所以前往，实乃因老邓的威望所致！正因有邓稼先等众多身处困境却依然心系国家、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以及全国各单位的团结协作，我国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引爆了首颗氢弹。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引爆了首颗氢弹。
最初，这款氢弹的设计代号为1100，其自重高达1吨，预定爆炸当量为100万吨TNT。然而，实际的爆炸当量却达到了330万吨，远超预期。我国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传至法国，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即刻将负责氢弹试验的相关人员召集至爱丽舍宫，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原子弹与氢弹的成功爆炸，并未能洗清邓稼先及其同仁头顶上的不实之罪。1971年，他与于敏、钱晋、胡思得等数位两弹元勋一同被召集至青海的221基地参加学习班。他们被指控在小型试验中未能达到预定的中子测量指标（事后证实为测试技术存在误差），随后便陷入了无休止的批判和无限上纲的漩涡之中。
精通英语、德语和俄语的邓稼先，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的间谍呢？王淦昌精通六国语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随着批斗的加剧，我国知名高能炸药领域的专家钱晋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最终不幸离世。与此同时，邓稼先所面临的处境也极为险峻。
或许天意使然，1971年夏日，杨振宁教授首次踏上归国之路，探亲之余，亦救了邓稼先一命。杨教授甫一抵达机场，即有相关部门询问他计划在国内会见哪些人士。他毫不犹豫地写下邓稼先的名字。周总理听闻此事后，立刻召回邓稼先，使其免于造反派的控制。当时，邓稼先归家之际，其容色显得尤为憔悴，头发凌乱，面容污垢，身着一袭陈旧的灰色布质军装，脚上踏着一双满是尘埃的旧式解放鞋。
邓稼先与杨振宁的会面颇为愉快，然而，当杨先生询问邓稼先的职务所在时，后者总是以“京外单位”作为回应，这让杨振宁心中涌起一丝疑惑。原来，自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以来，美国方面便声称邓稼先是其背后的关键领导人之一。然而，他们又散布谣言，称一名名叫寒春的美国人为中国制造原子弹提供了帮助。这一谜团始终萦绕在杨振宁的心头。
在飞往上海的途中，他于机场将邓稼先带至一旁，低声咨询：“我国原子弹的研制是否得益于美国的协助？”邓稼先，一位对组织纪律和保密工作有着极高要求的人，对杨振宁回应道：“您先行登机，关于此事，我稍后自会向您解释。”昔日，我家规矩森严，严禁同窗好友造访，此举亦曾得罪了不少人。我内心很难受。
我稍作叙述，原子弹研制成功之际，钱三强导师、知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拜访我家。我父亲许德珩私底下好奇地询问：“究竟是谁有这样的能力，研发出原子弹？”严老微笑回应：“这问题你还来问我？问问你的女婿不就知道了。”“我的女婿，邓稼先吗？”父亲这才恍然大悟。
邓稼先自机场归来，即刻向组织汇报了相关情况。周总理闻讯后，即刻作出指示：务必向杨振宁先生明确传达，我国的原子弹与氢弹均系我国科研人员独立研制，其中并无任何外籍人士的参与。
1971年，邓稼先致信杨振宁，透露我国原子弹的研发历程，指出除初始阶段曾得到苏联专家的少许协助外，后续工作全然由我国科研人员独立完成。
邓稼先于1971年致杨振宁的信函（源自《晨曦集》）
当杨振宁得知这一喜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彼时，他正身处上海市为他举办的告别宴会，作为贵宾，他不得不前往洗手间稍作整理。此后，杨振宁先生屡次返回祖国探望邓稼先，更在美国购得尚未对外公开的抗癌新药——白芥素，并委托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将其转交邓稼先，以助其治疗。
当然，邓稼先对杨振宁的学术贡献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曾屡次表示：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堪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相提并论，其影响力远超他因“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的诺贝尔奖。邓稼先先生不幸仙逝，杨先生所发来的唁电，激励我重新振作，重拾生活的斗志。
长者话至此处，眼眶中闪烁着泪光，记者深知这既是对于亲人深切缅怀的情感流露，亦是对挚友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王承书、张文裕、杨振宁、邓稼先、周光召。
03
随着文革的落幕，我国政治经济局势迎来了全面转机，科学的春天也随之而至。邓稼先先生倾注了更加充沛的精力与满腔的热忱，投身于核武器的小型化以及第三代核武器的研发事业。至1984年年底，他参与了中子弹原理的核试验工作。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正式对外声明，早在80年代，我国就已经成功掌握了中子弹制造技术。这是他最后一次现场参与核试验。
1979年，新疆核试验基地的辽阔戈壁滩上，邓稼先的身影映入眼帘，位于左侧。
邓稼先英年早逝，年仅62岁。对于一位科学家而言，尤其是像他这样既拥有深厚理论基础，又积累了丰富集体攻关经验的科学家，62岁正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时期。然而，他却不幸离世……原因种种，令人唏嘘。那是在1979年进行的一次核试验。随着倒计时结束，天际并未如预期般涌现出蘑菇云。在防化兵的搜索未能取得成果后，邓稼先毅然决然地决定亲自踏上前线，展开寻找。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当时在场，他语气坚定地对邓稼先说：“老邓，你绝不能前往，你的生命比我的更为宝贵！”然而，邓稼先对事业的无限忠诚与责任感，驱使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那条充满生命危险的征程，即便同仁们的劝阻也无法动摇他的决心。
抵达指定地点后，他示意同志们暂退一旁，随后弯腰细心搜寻，最终发现了散落的弹片。（原是降落伞未能成功展开，导致核弹坠落至戈壁滩的砾石之上，最终摔得粉身碎骨。）在那个刹那，邓稼先仿佛化作了“愚者”，他伸手轻轻捧起了那些带有剧毒放射性的碎片。数日后，他抵达北京后，于医院接受检查，却发现尿液中的放射性强度极高，各项指标亦严重失常。
后来，常有人对我说，邓院长其实无需亲自寻觅，只需多派遣几次人手，自能顺利找到。然而，我回应道：“非也，邓稼先并非那类人物！”回溯至1985年岁末，邓稼先因直肠癌于301医院接受手术。那时，已年过七旬的张爱萍上将，在手术室外静静地守候了整整五个小时，直至手术圆满结束。然而，遗憾的是，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医院最终给出了“预后不佳”的判断。
1986年6月，在邓稼先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与前来探望的杨振宁教授在医院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自入院直至生命的终结（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心中最挂念的，便是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病榻成了他的战场，桌上堆满了近一米高的文件与资料，他与九院同仁频繁通话，或面对面深入交流。尽管剧痛让他无法躺卧，只能坐在一个橡皮圈上，豆大的汗珠不断从他的额头滑落，我强忍泪水，站在他身边，为他轻轻拭去汗水。
“希希（邓稼先及同学们均以此称呼我），这比你的生命更为宝贵！”事后的证实表明，若非遵循《建议书》中的指导方针，我们多年来的核武器研究成就将功败垂成，给国家带来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建议书》堪称邓稼先先生在原子弹、氢弹、第三代核武器之后的又一事业高峰，无疑是其职业生涯的第四个辉煌里程碑。
倘若当时不投入大量资金研发“两弹一星”，而是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彩电、汽车生产线，我们的生活早已步入现代化。然而，这些人实乃大错特错！
毛主席曾言：我国必须拥有原子弹，方能在今日之世不受他人欺凌，否则，那般“东西”必不可少。小平同志亦曾强调：若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未曾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以及人造卫星，今日之我国，恐难称得上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金钱或许能购买彩电、汽车，却无法买到国防现代化。
若非当时我们节衣缩食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恐怕至今能否实现还成未知数。朝鲜和伊朗的经历便是明证。当然，拥有核武器并非意在首先动用，而是用以威慑。这样的王牌在手，才能令那些意图对我国采取行动的国家和人物深思后行。
邓稼先虽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祖国的核事业，然其并非冷漠无情。他对父母、我以及孩子，皆怀抱着深沉而真挚的情感。
年仅14岁的女儿远赴内蒙古乌兰特前旗参加插队劳动，日复一日地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之苦，即便如此，她仍时常面临饱腹之苦。邓稼先对她倾注了深深的关怀，每当他从新疆的核基地归来，总会想方设法绕道内蒙古，专程去探望她，并亲手送给她那些自己不舍得享用的罐头和美食。
自高考制度恢复以来，邓稼先仅用短短三个月便将女儿的物理知识从零基础提升至高考标准，最终与她弟弟一同在同年收获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邓稼先离世后，党和政府赠予他至高的荣誉。在九泉之下，我想他应当感到欣慰，因为他深知，自己归属于整个中国的……
后 记
许鹿希教授的讲话结束后，记者再度扫视这间极其简陋的客厅，心中激荡着澎湃的情感。尽管如此，他却难以寻觅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内心的激动，只是反复默念着：“邓稼先，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