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中欧班列抵俄途中突遇不测，起因不是天灾，也无人员抗议，而是一道1374号总统令出台，因而“疑似军民两用”物品被大幅扩容，波及数百细项，从集成电路到服饰，无一幸免，所以无奈重查箱柜。于是千余货箱滞留边贸要地，堆积月余，适逢节促期间，耽搁出货，毛衣赶不上节日，滑板错过旺季，因此仓储成本不断飙升，企业承受巨大压力，中小公司首当其冲，即使后续中方大使称问题获缓解，可先前滞箱费用依然无人消化。由此可见，哪怕仅仅路过，都已波折重重，更别说长期资本沉淀，当地投资风险自然加剧。

回顾以往，俄政策变化频繁，不可视为偶发。譬如，2015年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发布优惠口号，比如头五年税负为零，随后十年仅需一成，背后细则限制严格，指定能源、港口、渔业外资禁入。再如，2018年中国农企获批大面积租地，直接投入数亿元，涉及农业、仓储、基础设施等环节，然而几年后，俄方法律突变，租金骤涨三倍，本免税优惠则更名为后缴补税，企业承压，信贷抽缩，项目烂尾在所难免。如此种种，监管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外部资本极易“踩坑”。

除了政策，法律障碍也比比皆是，例如2024年《战略领域外资法》修编，规定通信、港口、资源等重点行业，外资持股若超十分之一，需安理会审查，退出时还需缴纳高额“国家贡献金”，实为离境税。也就是说，想进第一步就要历经繁琐手续，想退出同样不易，一进一出都被“收割”，本地法律充满隐性壁垒，所以企业“左右为难”。

基建投资并不等于实质掌控。由于2014年中俄港口合作，中方先期垫资数亿美元参与改扩建，意图共同开发，但随着西方制裁升级，俄方股东逐渐悬空，导致项目停滞，而相关资产甚至被抵押用以获取本币流动性，中方投资毫无优先清偿权。现实操作中，表面合作，实则本地控盘，因此“基建换资产”存在结构性风险。

纵观历史，俄方对外商尤其华商时刻保持强硬。2009年全俄最大市场被强制关闭，数万华商被迫撤离，巨额货物惨遭损毁。移民局表态明确，“中国城”难以被接纳。自此之后，对外商的政策友好仅是暂时，清算随时可能，相关投资梦碎。

归根结底，远东“国策属性”浓厚。地缘安全首当其冲，经济开放受到限制。很多项目表面盈利，只要国际局势变动，政策立刻收缩，而且资源控股、港口建设等，都绕不过“安全”大门槛。因此，资本布局得小心再三，如果不能应对突发风险，当地资产随时归零。

由市场到监管，再到法务、基建与历史惯例，俄罗斯远东从未是一片友好沃土，所以对中国企业而言，与其重金沉淀当地，不如采用轻资产周转策略，比如仅以“过境”方式参与，多数风险由对方消化，收益还能借货币差价锁定，譬如租用线路、短期仓储。加工、存储设于境内口岸，对外仅留物流操作，能源贸易采用离港交割即可，如此最大化降低资产系数。终究商业的根本，在于生存，而不是沦为地缘棋子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