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六月，山头湿气比往年更重，雨脚一急，泥路几乎化作河流。黄金洞那间简陋屋檐下，衣服贴着汗水，锈气和泥土混杂，陈寿昌用烟头烫灭晚上的啪嗒声，身边几个人沉默着听着雨敲瓦片。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听别人讲话，从群众的动静里找一丝不那么绝望的消息。扩红在那会儿，是颗钉子，敲下去就疼，在心头扎根。

有人说，陈寿昌配一副眼镜，鞋总淋得半干不湿。自家出身古书世家，翻一遍字据，百年风雨仿佛都揉在指间。他倒没什么自洽：“读书救不了命，命还得抢。”五四那年他十三，军阀们刀子拦在街头，少年热血恨不能化成火药，也就烧坏了家里的算盘。

扩红路上不怕死，就怕人心散。傅秋涛带着七把短枪出门，谁能想到，走出药姑大山时只剩四个人。一脚滑进夜色，通城盘石烂泥地，满怀是枪声和不肯离去的祖父遗训。他瘦出骨头，还得硬着头皮咧嘴笑，“命没有，但枪有！”有人背着南瓜，一路上啃草根当军粮，骨头都是响的。

对面是国民党200人，打到夜里头顶只有山鹰的叫声。等天亮，队伍只剩乎乎几个人还在喘。傅秋涛往前走一步，踩到钟期光身边，两人互相看了眼，不知该庆幸还是该骂娘。路上碰到严图阁和方步舟的时候，四个人变成八百。谁也没问为什么，都是肩上的弹药袋和醒着的眼神把他们拧到一起。

黄金洞紧急会议，大家挤在何家垅的破柴房。油灯底下陈寿昌嗓子哑了：“不扩红大家都得死，扩红，说不定还能沾口热饭！”有人打了个哈欠，有人把帽檐一压，再没人讲话。地方武装一窝蜂地收编进来，带着各区县的独立营，队伍插山越岭，像打猎似的，把零星本地土豪的枪都揣进包裹里。枪少，可也比空手强。

那时候红16师像攒豆子。打了平江、新市街几仗，每仗都得靠缴获补缺。把土豪的老福枪、烧火棍挨个拆了配给新兵，胶带绷到不能再用，士气硬是靠一句“杀敌有赏、伤者有饭”吊着。宣传队进村子，锣鼓齁亮，家家户户送小伙子上前线，门神都替换成红色标语。

奇怪的情景——老人撕床单给孙子作绑腿。新兵下地时，一半怕死，一半踌躇满志。扩红不是四季常青的树，气候阴晴不定，陈寿昌抓住任何机会宣传“新兵不可怕，怕就怕人心散。”

到了秋天，陈寿昌手写布告，傅秋涛赶回黄金洞领命，徐彦刚和方步舟挑起46团的担子。三几百人发起冲锋，部队慢慢摸到1200人，逐渐像只被捏紧的拳头。可即便如此，陈寿昌觉得还远远不够。说是要“前方消灭两团敌人，后方动员两团新兵！”有人质疑，笑他想得太美。江渭清领着突击队冲上去，像给扩红浇了油。

一次会战后，俘虏的士兵低头进队，问什么都不答。宣传队塞给他们糖果和草鞋，唱两句《九一八》。有时候，枪不响，却把人拴住了心。没粮食，陈寿昌自己宁可吃树皮。红军医院里，他强忍水肿，把最后一把米分给伤兵，“狗命都不要，路还长。”

山里四季是褪色的黑白，只有战斗和扩红才能带点红色进画面。虹桥一役，敌军带的绳索打前抛，想捆住红军，不曾想等到自己沦为俘虏，街角羊肠小道都记得那一缕苦笑。守敌约定十点投降，援军没来，悄悄把枪一递——夜里谁都没惊动母鸡。

数来十指之多的枪械，成了扩红最像样的家底。陈寿昌会在屋檐下点燃三分钱烟叶，对徐彦刚小声说：“活着的人得拢在一块。”部队越拉越大，游击队、独立营、主力团一一入列，人数从一千盘到五千。47团恢复、48团编组，有时亲眼见到刚被扩红的小子在下场仗里流血，心里打着鼓，也就不说什么长命百岁的祝福。

而这些碎片里的忧心，大多只有陈寿昌自己清楚。与中央断线，政令犹如石沉大湖。扩红依靠本地士绅、小贩甚至是乞丐出身的热血青年，没人愿白白养伤、白白送命。他常教导部队，“本地兵种顶得过山风雪，外来枪一点也不比咱傻。”

他常说自己是“逃命委员”，从宁波一路逃也似地到武汉、郑州、上海再转瑞金，脚下步子没停过。想起五四那年发小都在树下喊口号，他心头咯噔下，“将来肯定有人死在报国的路上”——谁料二十年光景，一语成谶。

接到中央特科的任命是种莫名的成就感。可1934年的老虎洞，却没有这种虚荣。枪声夹着风声，敌人一追到沟壑下，右膝一阵剧烈疼痛，陈寿昌才知道这一枪透骨。徐彦刚也负重伤，师部减到七百余人。自知不好，他悄悄安排用战士遗体换衣服“引开狗鼻子”，大家抬着担架绕出山林。

大门坳红军医院，夜里只闻见风挤窗槛。药和酒精一样贵，医生摇头的时候，他还让身边人别哭，“路还要走，不必为死人耽误。”二十八岁结尾，像黑板上的枪眼，一笔涂抹也改不掉。部队继续扩红，傅秋涛挑起重担，五千人的队伍绷紧在湘鄂赣山谷间，仿佛陈寿昌还坐在黄泥台阶上审阅布告。

隐藏在山野民谣里的扩红段子：“有人夜晚举枪，有人白天举旗，有人活成一面红布。”每次想到虹桥抓俘虏的笑话，我都觉得陈寿昌在云间咧嘴——原计划拿绳子捆红军，最后掉头拴了自己。这场人心较量，你还记得哪一幕最荒诞？或者，哪一声炒米香混着枪油味道，曾让你夜里发愣？碎片都在山路和干粮袋里，也许有天你会捡到一片带血的家书，闻见陈年雨水气，才知英雄是怎么落在乡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