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湖南解放,一老农找肖劲光:报纸上的司令像我死了20年的儿子

1949年8月4日，湖南迎来了和平的曙光，解放军第十二兵团遵命抵达长沙。司令员肖劲光与政委黄克诚正全力以赴投入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中。

当日上午，一位老农步履蹒跚地来到了长沙市军管会的大楼门前，他显得有些踌躇不决，神色中透露出几分紧张。他的目光不时地投向门口站岗的警卫员战士。

安保人员察觉到老人似乎有紧急需求，礼貌地问道：“老先生，您有何急事需要帮忙？”

长者沉思片刻，谨慎地询问道：“同志，我希望能寻找我的儿子五伢子，他已离家二十载。”

守卫士兵嘴角上扬，和蔼地询问：“老人家，您儿子的全名是？”

“许德华。”老人回答。

警卫员战士略作沉思，果然未曾听闻此名，遂对老人轻轻摇了摇头。

肖劲光

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张报纸，轻轻展开，目光落在其中一张照片上，指向那人说：“瞧，这个人似乎就是我们家的小五。”

警卫员的战士细细端详，神色中不禁流露出惊愕之色。报纸字迹虽略显模糊，然而仅凭一瞥，便能辨其大意。此乃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的司令员许光达将军。

警卫员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刻将老人迎入屋内，随即迅速向肖劲光进行了汇报。

肖劲光同样感到难以置信，遂下令将那位老人引至军管会。

“老先生，您方才提及的，报上那幅照片中的人，是您的儿子吗？”

老者微微颔首，随即取出那份报纸，指向其中的一张照片，递至肖劲光眼前。

这份报纸载有兰州解放的喜讯，画面中的人物确为许光达将军，他正慷慨激昂地向兰州的军民发表讲话。

单凭老人的陈述以及一张照片，尚无法得出确切结论。肖劲光遂将此事紧急通知中央军委，恳请其予以核实。

不久，中央军委便发出核实之电报，传达于肖劲光。许光达确有一位乳名“五伢子”，其本名为“许德华”，这位慈祥的长者，便是许光达的父亲——许子贵。

肖劲光与那位老农均喜不自胜，远在兰州听闻消息的许光达先是喜形于色，紧接着，对年迈的父亲心生深深的愧疚。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诞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家境贫寒的村落。因其在家中排行第五，故而得“五伢子”这一昵称。

许家乃是一户勤勤恳恳的耕作人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鲜少能得饱腹之食。

许光达幼时记忆犹新，父亲正值壮年，却已脸上布满皱纹。他总是忧心忡忡地担忧孩子们的饮食与衣着，显得面容憔悴，仿佛老态龙钟。

自幼年时期，许光达便目睹了悲剧的一幕：一位贫困的母亲，因饥饿所困，无力自拔，最终在河畔绝望地抱起幼子，双双投河，以生命为代价，结束了苦难的挣扎。

许光达惊恐万分，急忙奔回家中，紧紧抱着母亲失声痛哭。自那以后，即便再饿，他也绝不敢在母亲面前诉苦，生怕母亲因此心生悲凉。

那幕母亲携幼子共投河的惨烈景象，至今仍鲜明地镌刻在许光达年幼的心灵深处，亦正是这一记忆，成为了他毅然投身革命事业的动力之一。

许光达成年之后，家境的困顿使他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踏入学堂的殿堂。他只能默默地在心中羡慕，不时地偷偷跟随同伴们前往小学堂，躲在窗外，静静地聆听着老师们传道授业。

许光达的父亲固然知情，却无奈家境贫寒。他眼见儿子悄悄外出求学，心中不禁泪流满面，唯有叹息命运的艰辛。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许光达在协助父母完成农事后，急忙赶往小学堂，渴望继续聆听老师的教诲。彼时，雪花纷飞，他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不知不觉中，寒冷侵袭了他的身体。直至意识模糊，他这才在教室门外晕倒。

当许光达缓缓苏醒，他发现自己已被邹希鲁老师紧紧抱入学堂，为他驱散寒意。

“家中经济……实在拮据……”

邹老师见状，眼眶中也泛起了泪光：“孩子，若你渴望求知，我愿意无偿为你授课，分文不取。”

得知邹先生愿意接纳许光达，许子贵既喜出望外又倍感欣慰，急忙拉着许光达前往邹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个头。

许子贵当时的思绪颇为单纯。他深知，若许家子孙世代仅以耕作为生，那便难以摆脱贫困的桎梏。而若许光达能习得知识，未来得以求得官职，那么全家人便不至于再受他人欺凌。

许光达的幼年时期饱受贫困之苦，然而幸运的是，他的父母即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依旧倾尽全力地培养他。他的老师们亦无怨无悔地传授知识，滋养着他的成长。

故土是他成长的摇篮，磨砺了他的意志，启迪了他的思维，塑造了他健全的品格。

许光达才华横溢，成绩斐然。1921年，年仅13岁的他成功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巧合的是，同年，邹老师也踏入了长沙师范的校园，担任教师一职。

随后，邹老师家中不幸遭遇变故。为了妥善安置子女，他与许子贵商议，决定将年仅9岁的次女邹靖华许配给了许光达。

许光达乃邹师之得意门生，邹师对许家恩重如山。此事得许子贵爽快应允，邹靖华遂与许光达结为连理，携手共度一生。

初抵长沙之际，许光达心中仍怀揣着“光宗耀祖”的愿景，渴望通过官职的获得，改写家族的命运，令其焕然一新。

然而，随着1923年长沙“六一惨案”的亲历，他目睹了日本军舰士兵对无辜市民的肆意枪杀，这才深刻认识到，即便这个国家拥有众多官员、杰出的教师和学子，亦无法力挽狂澜。他坚信，唯有通过军事抗争，驱逐侵略者，推翻军阀统治，方能实现国家的自强与独立。

1925年，许光达圆满完成师范学业，继而踏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投身炮兵科的学习，自此迈入革命的征途……

许光达的决定，父亲始终难以领悟。尽管父亲屡次致信，希望他能返回，许光达却始终坚持己见，一一回绝。

1927年，在激烈的 三河坝战役中，许光达不幸被炮弹击中，身负重伤，与部队亦失去了联络。在此情形下，他暂时回到了家中，在父亲的悉心安排下，与邹靖华结为连理。

青年许光达

婚后的许光达心中始终怀揣着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那时，他已成为湖南军阀何键眼中追捕的“要犯”。为了守护家人，他无奈选择背井离乡，从此踏上了一段长达二十余年的流离之路。

二十余载时光流转，他始终无法踏上归途，甚至为了确保父母的安危，他亦不敢以真名向他们寄去一纸平安书。

许光达的亲属长久以来都坚信，他已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丧生。

1937年，邹靖华从父亲邹希鲁处获悉许光达尚在人世，历经重重磨难，她毅然踏上寻访之路，最终抵达延安与许光达重逢，共度团聚的喜悦时光。

然而，许子贵始终未曾得知儿子尚在人世，他深信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早已离世。

直至1949年，那位目不识丁的许子贵，在一张报纸的影像中，意外地辨认出了许光达的面容，方才恍然大悟，得知自己的儿子依然健在。

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此刻仿佛沐浴了上苍最深切的眷顾，带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前往寻求肖劲光的庇护……

许光达终与父亲取得联络，随即提笔家书，倾诉了二十余年来深藏心底的思念之情。

许子贵让人不厌其烦地将儿子的来信反复朗读，即便听闻多次，他的眼中仍旧不时泛起泪花。

自新中国成立的时刻起，许光达便被调往北京履职。尽管日理万机，他仍旧难以抽身返乡探望年迈的父亲。然而，他总会不忘以笔代步，时常向家中寄去亲笔信件。

许光达确实成就非凡，征战一生，战功彪炳，却始终未曾私心谋取一己之利，亦未曾打算为家人谋求私惠。即便是在敬爱的老父亲面前，他依旧保持着“铁面无私”的崇高风范。

1950年，历经岁月的沉淀，许光达终于得以暂时抽身，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许光达荣任公职，家乡的亲朋好友纷纷汇集一堂，热烈欢迎他的归来。其中，许多人纷纷表示愿望，渴望与许光达一同前往北京，期望他能协助安排各自的工作事宜。

许光达深感震惊，遂向父亲许子贵及兄弟们述说原委。他绝不可能将家人一同带往北京，追求“当官发财”的愿景。在旧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是普遍现象。然而，如今许光达身为共产党员，他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而非仅仅为家族谋利。

尽管许子贵的文化水平不高，然而他对儿子的每一句话都了如指掌，并坚定地支持儿子的决定。

此次许光达归乡仅停留了短短的十日便重返北京，自此而后，他再未返归故里。

1957年，许子贵逝世，享年90岁。

依照长沙的习俗，子女们需为逝去的尊长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哥哥向许光达发送了电报，催促他火速返程，主持丧仪，并特别指示他须携带用于亲友制做孝服之用的洁白布料。

得知不幸的消息，许光达与爱妻心情沉重，悲痛不已。邹靖华难以自持，坐在角落里失声痛哭，许光达亦泪如泉涌，竭力压抑内心的悲戚，在屋内来回踱步。

与父亲共度的时光寥寥无几，记忆中却满是老人那充满期待的目光与一生辛勤劳作的身姿。

身为子女，归家尽孝乃天经地义之举，他亦渴望能再看父亲最后一眼。然而，哥哥却要求他携带数十匹白布返家，并承担主持葬礼的重任，这让他难以接受。

家人心中所想，不过是希望这场葬礼能显得隆重而体面，归根结底，他们期望许光达能够回归故里，为家族增光添彩。

然而，此举与中央当时倡导的移风易俗、简化丧葬仪式的精神相悖。许光达身为中央委员，理应遵守组织纪律，不应成为违反规定的先例。

许光达亦深思及之，他若返回主持丧礼，其事非同小可。若他自己归来，省府及县级军事部门均将派员陪同，这已形成相当规模的队伍。若再加上首都及乡级干部，人数简直难以计数。

如此大规模地为老父亲举办葬礼，固然让家人有了面子，然而在民众看来，这恐怕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印象？这与国民党时期的官僚有何不同？这难道不是在给共产党抹黑吗？

许光达心头沉痛，对这桩事宜犹豫不决。邹靖华在一旁劝道：“确实如此，你若此刻不归家，从维护党的声誉的角度考量，这是你的责任所在。然而，家人恐怕难以理解，他们或许会责骂我们为不孝之子，六亲不认！”

许光达：“骂吧。”

邹靖华灵机一动，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她打算代许光达返回故里，协助家人妥善处理葬礼事宜，以此传达二人共同的心意。

许光达立即否决。这显然不可行。首先，我无法返回，你亦然。其次，这涉及的是移风易俗的重大议题。再者，应当派遣一位更为得力的干部前往，并适当提供一些资金支持。”

在做出坚定的决定后，许光达与妻子商议，意图寻觅一位对湖南地方风俗习惯颇有了解的政治干部，以便代为返回故里一行。

许光达对其提出了三项明确要求：一是严禁从事迷信活动；二是积极争取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妥善处理与亲属的关系；三是携带五百元人民币，在必要之处适当使用。

干部抵达萝卜冲后，许光达的兄长震惊不已，追问：“许光达为何不归家？全家人都在期盼他主持父亲的丧事，若他不回来，父亲的丧事便无法进行。”

许光达的亲属和兄弟们对他颇有微词。政治干部一瞥之下，方才察觉许家已请来僧侣举行法事，一众吹鼓手亦聚集一旁，众人正翘首以盼许光达的归来，由他主持仪式。

许光达未能亲自归来，便派遣了一位下属代为处理事务。众人纷纷指责许光达冷酷无情，无人能够真正领会他的行事之道。

政治干部深知他们的心境，然而，他肩负着使命而来。他寻访了许光达的胞兄，竭力进行说服，然而，兄长性格刚烈，坚决不允举行葬礼，执意要求许光达归乡。

炎炎夏日，老爷子的遗体静静躺在灵堂之中，迫于时令，出殡的日程刻不容缓。政治干部面对此情此景，无奈之下，只得拨通了许光达的电话。

许光达夫妇预料到家人或许难以理解，或许会心生怨言，却未曾料想，哥哥竟会坚决拒绝举行出殡仪式。

许光达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邹靖华再度提出愿意代他返回故乡。然而，许光达仍旧轻轻摇头。倘若你执意前往，那么我们先前付出的努力便将化为泡影。这表明，一旦我们稍有骚动，便会不自觉地屈服于旧俗。他们必定还会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唯有率先倡导新风尚，坚持不懈地推进工作。

政治干部遵照许光达的指令行事，返回后继续积极开展许家亲属的工作。与此同时，当地党组织和政府亦迅速派遣人员赶到，共同与许光达的兄长进行商讨。

最终，许光达兄长及其亲属们均束手无策，只得遵从许光达的意愿，以极为简朴的方式完成了葬礼，将许光达的父亲安葬。

政治干部返程后向许光达汇报了账目，此次丧事总计支出150元。

随着许光达母亲的离世，家中人等亦不再对许光达有所额外期望。

自父母离世，许光达始终对兄弟姐妹们心怀挂念，然而面对家人的特别请求，他却始终未曾应允。

1960年，鉴于国家正处于困境，许光达在主持会议时明确指出，司令部机关的干部需积极动员，确保亲属暂缓来京。即便已抵北京，亦应予以劝返。至于探亲者，原则上仅允许逗留三天。

未曾想，这一决策尚在不久前发布，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与六弟许德强便匆匆抵达了京城。他们早已领略了许光达公正无私的严明态度，然而此刻，因饥困交迫，方才前来投奔许光达。

邹靖华与许光达商议过后，一致决定由她亲自出面，劝导两位兄弟返回。然而，许德富听闻此事后，顿时怒火中烧。此地，许光达位居高位，若无其言，无人敢让我们离去。

许德富赌气离去了。

兄弟俩径自踏入许光达宅邸的厨房，一番搜寻之下，却并未发现什么可食之物。他们向厨师询问，厨师直言不讳地回答：“坦白讲，即便是首长府上，此刻也仅是小球藻的餐食。”

许德富循着厨师的手势，来到了一口水缸前，目睹了缸中那绿意盎然的生物，不禁大为惊讶。他未曾料想，即便是许光达，也并非日日能享用到大米饭的滋味。

这一事件顿时令两位兄弟深感羞愧，他们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不再与许光达争执，于是在北京逗留了两天后，便自行返回了。

未曾料想，仅过两日，许光达便接到电话，得知许德强已在安阳车站病倒，且病情愈发严重。

许光达心急如焚，即刻派人火速将弟弟送回北京，以便及时接受治疗。

当时，许德强尚存微弱的意识，可一到北京，他便体力不支，晕厥过去。

许光达夫妇急忙将许德强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许德强却在当晚不幸离世。

许光达将众人尽数遣散，独留一人立于弟弟病榻之旁，整夜未曾合眼。

他懊悔、难过、自责……

经医院尸检确认，许德强并无显著疾病，其死亡原因乃系长期饥饿所致，胃部已严重萎缩。

许德强饿死。

提及此事，村民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即便许光达身为司令，却未能保全其弟的生命，终至饿殍。

素来罕有泪水的许光达，紧紧拥抱着弟弟的骨灰盒，泪水不断涌出。

许光达始终是父亲的荣光，是许家的一份骄傲，然而，他们却未曾因他而沾染半点荣华。

许光达对家人的特殊关照，仅限于对侄儿侄女们的教育支持。若他们凭借自身努力考取了中等或以上层次的学府，许光达夫妇便会承担起他们的学费，直至学业有成。然而，他坚决反对为侄子侄女们安排一份光鲜体面的工作。

在与亲情交汇的时光里，许光达往往不经意间显露出其温情脉脉的一面。他对父亲怀有难以割舍的眷恋，与兄弟之间则情同手足，这份深厚的感情却始终深藏在他心底，未曾表露于外。

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献给了党的事业，而对于始终默默等待着他的家人，他却鲜少有所付出。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克制着内心的情感，以共产党员特有的方式，倾诉着他的爱与情感。